制度中的善：休謨與福柯的倫理構成論之比較

 

制度中的善：休謨與福柯的倫理構成論之比較

當我們討論「道德」是如何形成時，往往以為這是某種天生的直覺，或普遍理性的產物。然而，從大衛・休謨到米歇爾・福柯，這一表面共識被深刻動搖。他們雖然立場迥異，卻都不再將道德視為來自「彼岸」的超越規範，而是轉向人類社會的實踐與制度中尋找其根源。

休謨試圖說明，善惡的標準不來自上帝，也不是理性自明的真理，而是源自人類的情感與社會互動；福柯則指出，道德不僅非自然，更可能是權力知識體系的微觀結構，是規訓社會對主體的生產方式之一。兩者的差異既是時代的，也是政治性的：休謨以自然主義為倫理奠基，福柯則從歷史與權力出發拆解這種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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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休謨：制度是善的培養土壤

在休謨的倫理思想中，道德並非自外於人性，而是深植於人類的情感結構之中。美德之所以為美德，是因為它引起我們的喜愛與贊同，而這種贊同多半來自對社會有用的特質。例如誠信、公正、節制這些德行，能夠使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更穩定，使社會秩序更有延續性。

但休謨並不將這些道德情感簡化為原始本能，而認為它們需要制度的培養與習俗的沉澱。正義並非自然衝動，而是在私有財產出現後，由人們共同約定而生的社會制度。這種制度一旦穩定，就會觸發情感的共鳴，成為我們「覺得」應當遵守的美德。換言之，制度雖人造，卻因其長期運作與心理內化而獲得了類似自然的道德正當性。

在休謨那裡，制度並不是冷冰冰的機制，而是一種由人性與利益調和而成的倫理生成機制。他從來不認為制度壓抑人性，反而相信制度是人類合作與同理能力的產物，是情感得以制度化與持續化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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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福柯：制度是善的掩飾與構造

與此相比，福柯的觀點幾乎是從另一個方向切入。他不問「什麼是善」，而是問：「善是如何被建構出來的？」在《規訓與懲罰》中，福柯揭示了從懲罰公開施暴到規訓內化的歷史轉變，說明道德並非來自情感或理性，而是源於權力運作的知識體系與身體技術。

對他而言，道德不是制度的情感延伸，而是制度的結果，是在學校、軍隊、監獄、醫院等機構中被細密地雕刻出來的行為模式。當我們說「誠實是美德」，其實早已無法分辨這是否真的是來自「內心」，還是來自社會持續訓練下的反射性回應。

福柯不否認制度能夠產生秩序與穩定，但他認為這種穩定是有代價的。它往往透過對異常的標記、對身體的監控、對慾望的規範，來建構出所謂「正常」與「正當」的主體。於是善與惡不再是自然差異，而是歷史中的權力對人類行為的分類與調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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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構成論的交會與張力

儘管休謨與福柯分別從情感與權力切入，他們在一點上卻驚人地一致：道德不是先驗的，而是後設的、生成的，是在人類的歷史與社會實踐中逐步構成的。

但關鍵差異在於，他們對這一構成現象的態度：

• 休謨看到的是制度如何使人性更圓融，如何透過習俗讓善成為可親、可愛、可行之物。他對「人」還保有一種信念：人有能力在制度中辨善行善。
• 福柯看到的是制度如何使人性被規定、被監控，如何透過內化讓人自我管理、自我審查。他對「人」的觀念更解構，認為主體本身就是制度的產物，而非其主體。

這種張力可以說明一個深層問題：當我們說「制度中的善」時，究竟是說制度促成了善的可能，還是善本身就是制度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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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制度的雙面性與倫理的未來

從休謨到福柯，制度不再是一個單純的背景條件，而成為善惡價值生成的核心場域。休謨以制度為倫理的培育之所，福柯則視制度為倫理的操控機器。兩者構成一種深刻的對話結構：一方尋求理解人如何成為道德動物，另一方則質疑這種動物性本身是否就是治理策略的結果。

我們也許不能簡單地在兩者之間選邊站，但可以在它們的張力中思考：道德究竟是我們所信以為真的人性自然，還是歷史的規訓使我們誤以為自然的東西？

這不僅是哲學的問題，更是政治與教育的問題。當我們教孩子「要誠實」、「要守信」時，我們是在傳遞人類共同的善念，還是在複製社會對行為的規範結構？也許，真正的倫理，正是在休謨與福柯之間開啟的第三種可能：既不將制度視為理所當然的道德源泉，也不將一切價值視為操控的產物，而是持續在歷史與情感之間，辯證地追問「善」如何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