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與理性之光：從笛卡兒到杭士基的心靈觀轉變

 

語言與理性之光：從笛卡兒到杭士基的心靈觀轉變

當 Noam Chomsky 在 1966 年出版《Cartesian Linguistics》時，他不僅是在為自己的語言理論尋找歷史依據，更是在語言與心靈之間重新鋪設一條被遺忘的哲學通道。他藉著回訪十七世紀理性主義傳統，特別是笛卡兒與其後的 Port-Royal 語法學者，指出語言從來不只是社會工具，而是人類理性最直接的痕跡。這條思想之線，並非歷史的旁枝末節，而是與當代人工智慧、心理語言學甚至存在論的基本問題息息相關。

笛卡兒在《談方法》中試圖用幾何學的精神去清理心靈的迷霧，他相信真理應能透過清晰而分明的理性來揭示。然而，他的語言觀遠較此更具深度。對他而言，語言不是模仿、不是刺激-反應式的模塊組合，而是人類思想的自然展現。這種看法並非對語音行為的描述，而是一種存在論的判準：只有具備心靈、具備自由的主體，才能使用語言。語言在此，不再是一套符號系統，而是理性自我意識的外化。它標誌著「我思故我在」的延伸：我能說話，因為我能思考；我能創造語句，因為我內在具有生成的邏輯。

Chomsky 認為這一觀點在 Port-Royal 文法中獲得了系統性發展。這部 17 世紀的語法著作認為語言結構反映邏輯結構，主語與謂語的關係正如概念與判斷的關係。語言不只是記憶的產物，而是判斷的活動，是思維自身的動態表現。Chomsky 接續這一思路，發展出生成語法理論，提出語言的根源在於一種內在的「普遍語法模組」，它不受具體語言所限，而是嵌入人類心智的基本結構中。

這一立場在當代語言學中顯得異常突兀。當行為主義與後設結構主義爭論語言是否能通達真理時，Chomsky 將語言拉回到理性的核心。他不是從語用、社會語言學的角度出發，而是從心靈的生成能力切入。他關心的不是語言如何表達世界，而是語言如何生成可能的世界。這種生成能力與笛卡兒式的自由意志遙相呼應，它指出人類不只是模仿環境的產物，而是具有創造新語境、新意義的能力。

若說康德從笛卡兒的思辨中提煉出「先驗」的形式結構，主張知識不來自經驗而來自知性對經驗的組織，那麼 Chomsky 便是在語言層面復興這種結構主義的理性精神。語言學習不再是記憶與操練的總和，而是內在能力的觸發。孩子能夠從有限的語言輸入中生成無限的語句，這並非因為外部刺激足夠，而是因為心智具有遞歸與推演的能力。語言之所以可能，並非因為世界如此說話，而是因為我們能如此構造世界。

這裡的語言，已非工具，而是場域。語言不是為了反映世界而存在，而是為了讓世界可被經驗與思考而出現。語言是一種框架，也是一種運動，一種不斷穿梭於語義與結構、表達與生成之間的活動。笛卡兒的問題是：「我如何確知我思？」Chomsky 的問題則轉化為：「我如何能語言地思？」這兩個問題，在本質上指向同一件事：心靈不是空白的接收器，而是主動生成的機器。

然而，Chomsky 的語言哲學也未能完全逃脫理性主義的陰影。他強調內在結構的普遍性，有時忽略語言如何在歷史、身體與文化的複數性中變形。若說笛卡兒的主體仍是一個孤立思維的實體，那麼今日我們面對的主體，是被他者與系統環境所滲透與構成的。語言的創造性，也許不只是心智內部邏輯的展現，更是與外部世界相互磨合、調和與抵抗的動態關係。這正是德里達對延異（différance）的關注：語言從來不是純粹的邏輯過程，而是一場不斷遲延與位移的遊戲。

但即便如此，Chomsky 對語言的內在性重估，仍具有轉向的意義。他讓我們重新思考語言的根本，不再是社會規範或行為模仿的總和，而是一種創造性的能力，一種可以超越當前語境、創出新結構的力量。而這種力量，正是理性主體的標誌。語言使我們成為能夠構思未來的存在者，使我們能對世界做出命名、區分、否定與希望。

因此，從笛卡兒到 Chomsky，語言始終是一條通向理性與自由的隱秘小徑。這條小徑在當代的語言模型、神經網絡與算法中顯得模糊，但它提醒我們：語言不是資料流，不是輸入與輸出的橋樑，而是人之為人的展現。一旦語言被簡化為行為或統計模式，我們便風險性地失去對人類精神本質的理解。Chomsky 並未提供最後的答案，但他讓語言重新成為哲學問題的核心，這一點，或許比任何技術發展都更為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