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的責任與真理的可能：布弗雷斯與解構主義的分歧

 

語言的責任與真理的可能：布弗雷斯與解構主義的分歧

在當代思想界，語言不再只是思維的表達工具，而已成為哲學本身的對象。這一語言轉向既是現代哲學的自我反省，也是其可能的陷落。語言之於哲學，不再是橋樑，而是戰場。而在這個戰場上，布弗雷斯與解構主義者之間的分歧，遠不只是風格之爭，更是一場關於真理是否仍可能、責任是否仍有效的深層鬥爭。

布弗雷斯承繼維根斯坦的語言觀，拒絕一切語言魔化的誘惑。他並不否認語言的多樣性與語境性，反而深知語言無法逃脫其歷史與生活形式的綑綁。然而，對他而言，語言之所以值得哲學信賴，恰恰是因為語言在公共實踐中具有可理解性、可辯論性與可責任性。語言的意義雖非形而上的本質，卻不是隨意的遊戲。它要求說者誠實、清晰、自我約束。這正是布弗雷斯在哲學中強調的語言倫理：語言應通向真理，而非逃避真理。

解構主義者則將語言視為一種永無定形、永不止息的差異運動。從德希達的「延異」概念出發，語言中的每一個詞語皆無穩定意指，它只能透過對其他符號的差異性不斷滑動地獲得暫時性的位置。這種觀點拒絕任何以語言為媒介的真理穩定性，並進一步懷疑真理本身是否存在。對德希達而言，語言無法指向一個外在於語言的世界；語言就是世界的生成機制。意義的逃逸，不是偶發的失誤，而是語言結構本身的宿命。

布弗雷斯與這種觀點根本對立。他指出，這種對語言不負責的態度，將哲學推向無限詮釋的虛無主義，也讓知識份子逃避了對公共真理的倫理責任。在《知識份子的虛偽》中，布弗雷斯毫不掩飾地批評當代法國知識界將風格、修辭、詩意誤認為思想的深度。他認為，一個不斷以語言拆解語言的思想者，如果不願對其說出的話負責，其所追求的就不再是真理，而是話語本身的炫技表演。

這並不是對文學或藝術的貶抑。布弗雷斯反而承認，文學與科學都可能參與真理的探求。昆德拉小說中的歷史觀、普魯斯特筆下的時間經驗、波赫士對無限的敘述，都可能隱含深刻的哲學洞見。問題不在於誰有權說出真理，而在於是否承認真理仍是可欲的目標。若文學家在其語言中仍維持對世界的誠實關係，那麼他就不是布弗雷斯所批評的對象。反之，若自我沉迷於語言的華麗與模糊，只以拆解之名掩飾逃避之實，那便不是創作，而是虛偽。

這場爭論的核心，其實關乎哲學的自我認識。若語言只是滑動的結構，那麼「真理」本身是否也是幻象？若每一個命題都無法穩定地指向世界，那麼哲學是否只能沉淪為詩化的修辭體？布弗雷斯拒絕這種結論。他不否認語言的侷限，但相信哲學的任務是在語言的裂縫中維繫一種責任倫理。這種責任，不是建立在認識論的完美之上，而是建立在語言實踐的誠實與公共性之中。

相對於德希達對語言無限延異的著迷，布弗雷斯更接近維根斯坦後期的語用觀。他相信，語言意義雖源於用法，但用法並非無限任意，而是嵌入在生活形式與規範實踐中。這些實踐雖然歷史性，但不因此失去穩定性與可辯論性。正是在這些共同語境中，我們才能說一個句子是「錯的」、一種說法是「不負責的」。語言不是通往本體的絕對階梯，但仍是人類在有限條件下對真理之可欲之物的實踐場域。

因此，布弗雷斯的立場並非懷舊式的理性主義，也不是形上學的回歸。他所捍衛的，不是語言的純潔性，而是哲學在語言之中仍然可行的責任感。他與解構主義的分歧，不只是語言觀的差異，更是對思想者應承擔之倫理位置的不同期待。當語言被完全美學化，哲學將失去它作為批判實踐與公共責任的正當性；而當語言仍被視為面對現實的努力之一，我們才可能繼續談論真理，而不只是文本。

在語言的邊界遊走，並不意味著真理之路的封閉，而可能正是責任之所在。布弗雷斯所提醒的，不是要我們否認語言的困境，而是不要在困境中自欺。哲學的語言若還能負責，那麼真理仍是可能的，哪怕只是暫時、破碎而誠實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