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雙重幽靈：從洛克與盧梭看現代民主的內在矛盾

 

自由的雙重幽靈：從洛克與盧梭看現代民主的內在矛盾

自由的概念從來不單純。當它成為現代政治體制的道德核心，我們便開始在自由的名義下建立監控系統，在權利的旗幟下製造不平等。在洛克與盧梭這兩位契約論的奠基者之間，我們看到自由的兩種形象：一個以個體為主體，視國家為必要之惡；一個以人民為整體，視自由為集體意志的實現。而這兩種自由，如同幽靈一樣，不斷在現代民主的體制中徘徊、相互侵蝕、也相互補足。本文試圖從洛克與盧梭的思想出發，分析自由如何在現代民主制度中變質，並展開對「契約本身是否仍具正當性」的反思。

一、個體自由的幻象：從洛克到社會演化論

洛克的社會契約是建立在個體已具權利的基礎上。人在自然狀態中即享有自由與財產權，政府的誕生只是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不受侵犯。這樣的設計使得國家不再是神授權威，而是被動的執行者。自由在此被定義為「不受他人恣意干涉的狀態」，法律的存在是為了消極地保障這種自由，而非積極地形塑公共生活。

然而，正是這種「消極自由」的設計，使得洛克式的社會契約容易演變為財產自然化的神話。洛克曾明確主張，只要某人用勞動將自然資源轉化為使用物，就擁有其正當所有權。這樣的觀點在後來被進一步轉化為一種道德預設：財富＝勤勞，貧困＝失德。權利的保障演變為現狀的正當化，契約不再是為了建立平等秩序，而變成了保護強者現有地位的法律外衣。

當這樣的自由主義與市場經濟結合，我們便進入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時代。自由被解釋為競爭權，而不是生存權。在這樣的體制下，弱勢者無法控訴制度的不正義，因為制度本身被視為自然演化的結果，是由「最能幹者」合乎自由原則地建構出來的秩序。從這一點看來，洛克原初作為抵抗專制的自由理念，最終反而變成了另一種結構性暴力的庇護所。

二、集體自由的陷阱：盧梭的公意與道德暴政

相對於洛克，盧梭對自由的定義具有更強烈的倫理性。他不相信個體在自然狀態中已有明確的權利秩序，相反，他認為真正的自由要透過政治制度來「形成人」，也就是說，只有當個體參與公共決策並服從公共意志時，他才是自由的。這就是著名的「服從自己所立的法即是真正自由」的命題。

這種自由觀強調人的德性、公民教育與共同利益，在概念上是一種積極自由。但問題在於，當「公意」變成不可挑戰的正當性來源，當「服從公意」成為自由的條件，個體就不再擁有抵抗的空間。誰來詮釋公意？誰有權代表它發聲？這個模糊地帶正是歷史上諸多極權政體得以操作的邏輯縫隙。從法國大革命的雅各賓恐怖統治，到當代以民意為名的民粹獨裁，「人民的名義」常常是最難以反駁的壓迫方式。

因此，盧梭式的契約論雖然意圖打破社會不平等與財產暴政，但它卻可能通往道德壓迫的另一極端：在公意面前，異見者不再是持不同立場的公民，而是被視為破壞共同體的叛徒；自由不再是多元共存，而是意志統一下的潔淨理想。

三、契約的崩解與自由的幽靈

當今的民主社會，在形式上仍尊奉社會契約論——公權力來自人民授權、法治為最高原則、自由與平等為核心價值。但在實踐中，這種契約已經分裂為兩種相互牽制卻彼此扭曲的自由幽靈：

• 一種是以個體主權為名的制度設計，強調市場自由、私產神聖，卻漠視了制度外部的壓迫與邊緣。
• 一種是以公共意志為名的社會想像，企圖修補不平等與失序，卻往往在「代表人民」的過程中將個體異質性抹平。

前者以自由之名維持不平等，後者以平等之名壓制自由。而我們，作為生活在其中的個體，往往在兩者之間穿梭，無法確定哪一種暴力是更隱蔽的，哪一種壓迫更具誘惑力。

自由因此變成了一種徘徊的鬼魅：我們無法捨棄它，因為捨棄自由就意味著暴政的可能；但我們也無法定義它，因為每一次對自由的實踐都可能成為權力的新面貌。洛克與盧梭的契約早已無法為我們提供解答，他們的契約不過是一個開端——一種建立在理想狀態上的哲學協議，但這協議從未真正簽署過，也從未真正被所有人接受。

四、我們仍可能自由嗎？

面對自由的雙重幽靈，當代政治哲學者如哈伯馬斯、佩蒂特、桑戴爾等人嘗試重構公共理性與公民參與，或引入「非支配的自由」概念，希望在尊重個體的同時也維持共同體的倫理基礎。然而，這些努力也都無法迴避一個根本困境：契約是否仍是一種有意義的政治基礎？

當全球資本早已超越國界，當演算法與數據操控了我們的意志與選擇，當政治制度成為技術治理而非公共討論的產物，我們是否還能說自己是「自由的個體」或「共意的主體」？又或者，自由只是一種我們習慣了的語言殘響，而契約，只是一張從未寫下名字的紙？

結語：幽靈如何回歸？

也許我們不需要放棄自由這個概念，而是需要正視它的分裂與不純潔。洛克與盧梭的自由都已幽靈化，它們不再是穩固的概念，而是彼此滲透的張力場。現代民主若要脫離機械制度或道德極端，就必須學會在自由與平等、個體與公意之間，承認張力的恆常性，而不是妄圖透過某種絕對原則將它解消。

自由從不是一種狀態，它是一種永遠未完成的對話。

而我們是否仍自由，不在於我們是否擁有契約，而在於我們是否仍能質疑那份契約的形式、內容與權力指向。

——這也許才是真正的政治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