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的反噬：從斯賓諾莎的本體論到解構主義的虛空

 

存在的反噬：從斯賓諾莎的本體論到解構主義的虛空

當斯賓諾莎以幾何學般的嚴謹筆法建構出「唯一實體」的本體論時，他其實是在完成一場理性對混亂世界的整合工作。他相信，萬物皆由神即自然（Deus sive Natura）所構成，存在是絕對的、唯一的、必然的，所有事物只是這唯一實體的樣態（modi）。在這個架構下，哲學的任務，不是追尋不確定的意義，而是認識那已然存在的秩序本身。理解即得救，認知即自由，理性的光照足以穿透情感的迷霧與宗教的權威。

然而，這樣對「存在」的終極信心，是否也種下了瓦解自身的種子？

在現象學者與後現代思想家的觀點中，這種堅信「存在有其本質且可被認識」的態度，反而遮蔽了真正存在的樣貌。對海德格而言，「存在」不是一個可被命名的實體或結構，而是一種「敞開」（Lichtung），是讓事物得以出現的場域，是始終「隱蔽—展現」的過程本身。當人以理性企圖全面掌握存在時，正是將存在物化、主體化的暴力時刻。

因此，從斯賓諾莎到海德格之間的差異，不只是方法的差異，而是存在觀的根本斷裂。前者是透過理性直觀來「統一存在」，後者則是不斷讓存在保持在「未完成的敞開」中。存在，不再是被擁有的對象，而是讓一切可能的「原場」。

此一轉變到了德希達的解構哲學，更被推向極致。德希達指出，一切「存在的現身」都是透過語言與書寫系統的差異（différance）發生的，因此所謂的「存在」本身並無自足性，而是語言延異的效果。存在成為了一種不可被定位的滑動標記，是始終未至之物，是由文本邊界與能指之間的差異效應所構成的「幻象」。

這正是對斯賓諾莎哲學的反噬：當存在被理性化、實體化時，它便被規訓於語言的暴力；而當語言本身被解構，存在也隨之瓦解。本體論從而變成了一種偽問題，或至少是一種過度信賴「有」與「是」的語法遺產。

更弔詭的是，斯賓諾莎原初對存在的關懷，是帶有倫理色彩的。他認為人若能理解自己作為自然之一部分，就能活得自由、喜悅、合乎德性。但當「存在」本身失去了可知性與穩定性，倫理學也隨之失去了根基。海德格的「在世存在」（Dasein）或布朗肖的「無交集共同體」都顯示出，在無法把握的存在面前，倫理不再是依附於本體之上的實踐指引，而成為一種面對無限退避的責任，一種面對無法總結之他者的等待與暴露。

於是，「存在的終極關懷」最終導致其自我解構。當哲學越是深究存在是什麼，它越是遭遇到「存在並非某物」的深淵：不是神、不是自然、不是結構、不是現象，也不是能指。它只是一次次展開的條件，是一種不斷推遲的召喚。

這不是對存在的否定，而是對其本體性與可總結性的否定。而這種否定，反過來開啟了一種新的倫理責任：既然我們無法擁有存在，我們就只能與它共處、等待、傾聽、讓渡主體性。這種倫理，不再建基於知識，而是建基於無知與開放——不是「我知故我善」，而是「我無法知，故我在場」。

斯賓諾莎的理性機器或許無法承受這樣的結局。但也正是這種機器式的嚴密與誠實，讓他在哲學史中成為一個「起源性錯誤」的坐標：在他之後，我們再也不能簡單相信存在的理性秩序，但也不能完全放棄對存在的訴求。這正是「存在的反噬」的真義——不是毀滅哲學，而是迫使哲學重新定位其本質與限度，在理性與裂縫之間尋找一種倫理的站立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