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幻象與倫理悖論：以暴易暴的自我取消

 

革命幻象與倫理悖論：以暴易暴的自我取消

革命，在現代政治語言中往往被視為正義的代名詞，是一種為了自由、平等與真理所進行的根本性改變。但革命的倫理正當性是否能成立？當我們譴責暴力體制，卻用暴力來推翻它，我們是否只是將暴力換上一張理想的臉孔？本文欲指出：所謂「革命」的倫理訴求，極可能是一種幻象；而其行動邏輯中所隱含的自我取消，正暴露出暴力政治的倫理悖論。

一、暴力的雙重結構：表面衝突與深層同構

從表面上看，革命與現狀處於對立：一方為壓迫，一方為解放；一方為統治者，一方為被壓迫者。然而，當革命者採用暴力手段來顛覆原有秩序，其實並未真正脫離暴力體制的語法，而只是換位操作。正如你所說：「你的暴力才是對的」，這種「我能殺你，因為你先殺我」的邏輯，並不構成對暴力的拒絕，而是對暴力的再肯認。

更深一層看，這是一種語法同構的悖論。革命者譴責既有秩序的不公，卻又以暴力否定對方的主體性；革命者自稱代表「人民」，卻往往要透過製造敵人（反革命、反動派、走資派）來鞏固自身正當性。這種政治行動已不再是倫理行動，而是符號鬥爭下的權力遞嬗。反抗者所反抗的結構，已潛入其自身的話語邏輯之中。

二、倫理的自我悖反：革命的正義如何可能？

革命之所以自我取消，關鍵在於它所宣稱的倫理立場與其行動方式之間的不可化約的張力。一場革命若聲稱要為受壓迫者帶來尊嚴與自由，則它的實踐方式應當尊重主體的不可替代性；但暴力行動，尤其是毀滅性暴力，恰恰將人還原為可犧牲的手段。

這是康德式倫理學與工具理性的根本矛盾：若人不能被視為手段，則任何將人犧牲於未來理想的革命行動皆屬非倫理；而若為了實現整體福祉而允許局部犧牲，那麼正義的基礎也隨之動搖。

因此，每一次革命都可能落入班雅明所說的「神聖暴力」的誘惑——那是一種跳出合法性與非法性之界線的「絕對否定」，但問題是：這樣的暴力行動，除了憑信仰之外，根本無法得到倫理上的正當性證明。若暴力不能被論證為正當，那它就是純粹的強力；若能被論證，那它已不再是暴力，而是制度的一部分。

三、幻象的生成：革命敘事如何構築其合法性？

革命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它生成了一個敘事性的幻象——「歷史的終點」、「新世界的黎明」、「人民的解放」等符號圖景，提供了革命行動的象徵意義與動員力量。這種敘事幻象類似拉岡的幻想（fantasme）：它不是錯誤的認知，而是一種支持主體行動的虛構支撐。

正是在這種虛構支撐下，主體可以說：「我的暴力是必要的，因為它通往真正的善」。然而，這樣的幻象並不能保證行動不會演變為災難。恰恰相反，愈是堅信自身暴力的正當性，就愈可能製造對異己的殘酷清洗。

在這裡，布朗肖的思想提供了一種清醒的批判角度：真正的倫理，不在於追求一個理想的終點，而在於面對行動本身的不確定性、不可還原性，並承擔其永遠未竟的責任。

四、倫理的出路：非行動作為行動

如果暴力總是會自我複製，革命總是以排除異己為代價，那麼，還能有怎樣的倫理行動是可能的？這讓我們回到阿甘本、德勒茲、甚至佛教的思想：真正的「行動」，也許正是對既有結構的「撤回」與「非參與」。

這不是消極的順從，而是一種從根本上撤銷暴力邏輯的姿態——不再建立中心、不再定義敵人、不再建構「純潔的人民」，而是承認世界的裂縫、歷史的不確定，並在不確定中共存。

所謂倫理，不是對未來理想的承諾，而是在此刻承認他者不可取代的存在，哪怕這意味著我們不能徹底改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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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真正的革命，是對革命本身的懷疑

當我們說「以暴易暴產生的永遠都是更暴力」，這不是消極的保守主義，而是對革命倫理最深刻的追問。不是每一次拒絕暴力的行動都是奴性，也不是每一次革命都代表正義。

真正的革命者，或許不是舉起火炬的人，而是願意承認自己無法取代他者、也不該代替歷史行動的那個人。

革命若不能反省自己正當性的虛構基礎，便將墮入它所反對的那個深淵；倫理若無法擺脫暴力的誘惑，便永遠只能在廢墟上建構更大的牢籠。而我們，也就永遠無法區分「正義的暴力」與「暴政的誕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