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假設的謎思：對巴迪歐政治哲學的批判省思

 

共產主義假設的謎思：對巴迪歐政治哲學的批判省思

阿蘭·巴迪歐將「共產主義假設」作為一種哲學理念重新提出，無疑是對當代資本主義困局的一種反動與思辨挑戰。在他看來，「共產主義」並非已經實現或必然實現的制度，而是一種尚未完成的普遍平等之真理軌跡，等待事件的激發與忠誠的實踐者。然而，當巴迪歐強調「事件」作為打斷歷史連續性的突變，並主張「忠誠」是事件之真理持續顯現的條件時，他的政治哲學也暴露出一種潛在的危機──他所激活的，或許不只是對未來的希望，而是對過去災難性實驗的失憶。

「共產主義假設」的最大謎思，正是它假定過去的共產實驗仍保留一種真理核，而忽略了這些實驗所導致的巨大生命代價、倫理毀傷與自由的喪失。歷史不是純粹由理念書寫的連續體，而是由無數個體生命的傷痕與記憶交織而成。當巴迪歐將事件視為真理的啟動點，並將對事件的忠誠視為倫理的根基時，他不僅將倫理轉化為政治主體的功能性實踐，更潛在地賦予事件神聖地位，使歷史中的災難可能再次以「真理」之名重現。

這種將「真理」與「事件」緊密結合的政治本體論，雖企圖為當代政治注入激進的能量，但其所構築的主體倫理卻極易滑入教條主義。「忠誠」一旦不再是對他者生命的負責，而是對抽象事件的信念執行，則它所開啟的不是倫理的重生，而是壓迫的通道。歷史上，正是無數「忠誠」於真理與正義的人，以最虔誠的姿態實行了最可怖的壓迫與屠殺。他們不是惡的代理，而是善的奴隸。這提醒我們，最大程度的惡，往往來自忠誠而非背叛，來自理想的強制而非墮落的放縱。

更深層的問題在於，巴迪歐的政治哲學並未提供出路，只提供了召喚。事件無法預期，忠誠無法普遍複製。在否定制度與程序正義的前提下，政治主體的形成只能訴諸偶然與激情，這種激進性雖帶來革命的震撼，卻同時否定了穩定與秩序的價值。他對資本主義批判得銳利而深刻，卻無意識地將反資本的方向重新導向歷史的陰影。他不欲重建蘇聯，卻無法擺脫其哲學幽靈。

這也反映出「共產主義假設」作為哲學命題的深刻悖論──它渴望突破既有世界秩序的框架，卻無法提供不再重複災難的範式。這個悖論之所以難解，是因為它沒有真正面對「生命」作為倫理核心的問題。真正的政治不應從事件出發，而應從受苦的他者出發，從具體的人開始，而非從真理的普遍形式出發。若政治不能以人的脆弱與尊嚴為起點，那麼即使它以自由和平等為名，也無法逃脫對人性尊嚴的踐踏。

我們今日面對的問題，誠然需要新的政治想像，但不應是對舊屍體的激活。歷史的屍骸不該因哲學的召喚而再度復甦。任何對未來的思索，若不深刻承認歷史的痛苦，便只能是另一場遺忘中的災難。我們要面對的，不是事件的空洞召喚，而是具體生命的倫理責任。我們要忠誠的，不是某場革命的真理，而是那無數在歷史中消失卻未被聽見的生命之聲。

政治的未來，不在於重申共產主義假設，而在於建立新的倫理實踐，使我們不再需要依賴事件的奇蹟來修補制度的裂痕。我們不是在等待下一場風暴，而是要在廢墟之中，重新發現面對他者、尊重差異與守護脆弱的勇氣。這或許才是真正值得忠誠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