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象中的服從

 

幻象中的服從：齊澤克論當代中國的享樂性意識形態

在齊澤克的政治哲學中，意識形態不再是傳統馬克思主義意義上強加於群眾的虛假信念系統，它是一種更為深層的心理與結構共謀，是一種對主體位置的安置與幻想性的組織機制，更是一種能夠在「明知其為假」的前提下仍持續發揮效力的「享樂性邏輯」。這樣的觀點，恰好可以對當代中國社會的穩定與其背後的心理結構提供極具啟發力的解釋。

一、我們知道這是假的，但還是服從

齊澤克最著名的意識形態定義之一來自他對拉岡的繼承：「意識形態不是遮蔽真相的幻想，而是即使知道真相，也繼續服從的結構。」在中國當代社會，這一結構表現得尤為明顯。無數知識分子、都市中產與年輕一代早已清楚政權敘事的虛假、權力運作的荒謬與言論審查的粗暴，卻在生活層面選擇沉默、轉移、戲謔，甚至從中獲得諷刺性的快感。這不是因為他們信仰這個體制，而是因為對幻象的解構本身早已被內化為幻象的一部分。如齊澤克所言：「最危險的意識形態，是讓你以為自己已經擺脫了它。」

這種現象可視為一種「犬儒式服從」：人們不再需要相信什麼，只需在行為上重複規訓結構的運作，就足以讓整個體制維持下去。他們批評、抱怨、調侃，但到了實際選擇時刻，依然選擇買房、生子、進國企、或逃離。甚至「逃離」本身也已制度化為一種語言形式，內含「潤」這一幽默代碼，從而讓反抗本身成為一種「可消費的文化姿態」。

二、幻想的運作：位置、整合與敘事

齊澤克認為，幻想的功能並不在於創造虛假圖像，而是在於為主體提供一個可以「感覺在場」的敘事結構與意義框架。這一點對中國尤為關鍵。中國意識形態中的「中國夢」、「民族復興」、「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等敘事，構成了主體可以附著的位置。即便人們明知未必實現，即便感受到個人命運與宏大敘事間的斷裂，這些幻想仍然有效，因為它們提供了情感上的「整合點」——一種「我雖卑微但屬於歷史洪流」的安慰性幻象。

幻想的力量，不在於它是否「真」，而在於它能否持續提供某種「我存在其中」的錯覺。在經歷社會流動停滯、階層封閉、青年焦慮等一連串危機之後，這種「位置幻象」愈加關鍵。對於無法介入政治的主體來說，「作為民族命運的一部分」比「作為一個能改變政治的人」更容易接受。也因此，幻想不但沒有隨著現代化而崩潰，反而因其情感性的撫慰作用而更加強化。

三、享樂機制：服從作為快感的來源

齊澤克的理論中最具爆炸性的一點，是他指出意識形態的真正動力不在幻想本身，而在於享樂（jouissance）。我們之所以服從，不是因為相信或害怕，而是因為我們從中獲得了某種難以言說的心理快感。在中國語境中，這種享樂性展現得複雜而幽微。

首先是「清醒」本身的享樂。年輕一代對體制的批評，常表現為一種自我優越感的展現：我比你更知道真相，我比你更有洞察力，我比你更懂得體制如何腐爛。但這種批評從未導向行動，反而成為某種文化資本——一種內部市場中的自我標榜與身份認同方式。

其次是受虐式的道德快感。在極度壓抑與過度競爭的社會結構中，「能吃苦」、「能忍耐」、「不抱怨」被上升為某種集體美德，甚至內化為對他人的要求。這種享樂並不愉悅，卻令人上癮。它讓人覺得「我能承受你不能承受的」，從而獲得一種道德上的優越地位。在這種享樂中，苦難不是壓迫的證據，而是服從的正當性來源。

最後是自我審查帶來的安全幻想。在全面監控與審查的語境下，人們學會自我消音、自我遮蔽，並從中獲得一種扭曲的安全感。這種「被觀看的快感」與拉岡的「大他者凝視」相呼應：人們在潛意識裡需要一個無所不在的監視者，以確保自己的位置「尚在秩序之內」。這種享樂不是性快感，而是一種權力─自我編碼中的存在快感。

四、倫理的幻象與解構的不可能

如果說齊澤克為我們揭示了這些服從的幻象與享樂機制，那麼最困難的問題就是：能否有一種真正的行動，足以脫離幻象結構，產生裂斷？

他提出的「事件」、「主體的再誕」、「對不可能的承擔」，看似提供了突破口，但如前文所論，這種承擔本身是否也是另一種崇高敘事？當服從與反抗都可能被吸納為享樂結構的一部分，所謂裂斷是否也只是幻象的延伸？

這種懷疑，不是為了否定一切倫理，而是指出一種殘酷的事實：在今日的中國社會，反抗本身已被制度性地審美化與消費化。真正的倫理行動不再容易定位。它不是某種姿態或意識形態選擇，而是某種不能被命名、不能被分類、不能被收編的幽靈之舉。它或許無法成為事件，甚至無法被他人看見。

結語：幻象與共謀之地

齊澤克讓我們明白，意識形態最危險之處不是在它說謊，而在於它讓你參與它的謊言。當代中國的政治現實，並不只是壓迫人民，而是在某種程度上讓人民也成為這場幻想的共謀者。

我們不是不知道，而是知道太多，卻依然做出同樣的選擇。真正令人絕望的，不是幻象本身，而是我們不僅無法脫離幻象，還深深地依戀它。

若要思考行動的可能，也許第一步，不是尋求真理，而是誠實地承認：我們服從的，不是權力，而是我們從權力結構中獲得的那一點可憐的存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