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賓諾莎與詮釋學的起源：從神聖啟示到歷史文本

 

斯賓諾莎與詮釋學的起源：從神聖啟示到歷史文本

在詮釋學尚未成為一門獨立學科之前，閱讀即是信仰的延伸，文本的意義來自上帝的聲音，理解被視為一種服從的行為。聖經的文字不需被理解，而需被接受。斯賓諾莎（Baruch Spinoza）在其《神學政治論》中所進行的破壞性行動，正是在這樣一種神學性的閱讀體制下，奠定了現代詮釋學可能的起點。他不但將聖經去神聖化，視為歷史與語言的產物，並將理解的主體從神職中釋放出來，交還給每一個理性存在者。這不僅是一場認知革命，更是一場倫理與政治上的解放運動。

一、從啟示到歷史：對文本本體的轉化

斯賓諾莎的核心主張之一，是「聖經應如同自然現象一般加以研究」。這一看法打破了文本作為啟示物的前提，使聖經從「神的聲音」轉化為「人的語言」。這樣的轉化不只是觀點的改變，更是認知結構的重構：文本不再是永恆真理的封存容器，而是歷史語境的動態生成物。文本因此獲得了歷史性，也同時失去了絕對性。詮釋不再是復原真理的神學工作，而是辨識生成脈絡的歷史工作。

這一點對後來整個詮釋學的展開是至關重要的。若沒有斯賓諾莎對文本神性的去除，施萊爾馬赫就無法將理解視為與作者精神對話的歷史行動；狄爾泰也無法發展出歷史科學中「精神科學」的詮釋學方法；更遑論伽達默爾對歷史意識與語言之融合的哲學反思。

斯賓諾莎並未發展出一套系統性的詮釋學理論，但他提出了詮釋學所需的前提條件——意義是歷史生成的，而非啟示所賦予的。

二、詮釋的主體：從神職者到理性個體

在神學體系中，理解是一種服從，詮釋是一種權力。解釋聖經的權力集中於教會與神職者手中，其合法性來自對神聖性的壟斷。而斯賓諾莎打破這一結構。他主張，聖經是由人所寫的文本，對其意義的理解不應專屬於特定階層，而應為每一個擁有理性的人所共享。

這不僅是一個知識民主化的觀點，更是主體性的重新定位。詮釋不再是權威的特權，而是理解者與歷史之間的實踐活動。斯賓諾莎這一立場預示了後來詮釋學對「理解者地位」的關注——從主體中心轉向對話場域中的交互位置。可以說，他開啟了詮釋學從「單向傳遞」走向「歷史交互」的道路。

這也是一種政治上的啟蒙：理解的自由就是思考的自由，而思考的自由是一切政治自由的基礎。

三、語言的歷史性與象徵性：先知不再是啟示者

斯賓諾莎對「先知」的分析，是其詮釋學轉向的另一關鍵。他指出，先知之所以成為先知，不是因為他們具有某種天啟的洞見，而是因為他們具有強烈的情感感知力與道德感染力。他們的語言充滿比喻與象徵，並非真理的邏輯命題，而是針對特定群體與時代訴求而展開的修辭動員。

這種觀點顛覆了語言作為神意中介的觀念，強調語言本身的歷史性與語境性。詮釋因此也不能尋求語言之下的「永恆意義」，而必須意識到語言的符號性、政治性與轉譯性。這一觀點與後來的伽達默爾所說的「語言是理解的媒介」有深刻的共鳴，甚至可追溯到福柯對話語權力的分析。

斯賓諾莎以此對先知的解構，實際上將「語言」從神學封印中釋放出來，納入世俗世界的歷史與權力機制之中——這是現代詮釋學無法迴避的起點。

四、詮釋的倫理與政治維度

斯賓諾莎的詮釋觀並非純粹的認識論立場，而是攸關自由與壓迫的倫理與政治問題。當文本被神聖化，詮釋權就被壟斷，思想就被箝制。當文本被歷史化，詮釋成為共通的理性實踐，思想就獲得自由。他的詮釋學立場，其實是一種對抗神學霸權、解構權力體制的武器。

這種政治向度，正是當代詮釋學逐漸重視的面向。從利科（Paul Ricoeur）的「懷疑詮釋」到德里達的解構主義，詮釋不再是發掘意義的中性操作，而是一場對權力、制度與壓迫之結構的抵抗行動。斯賓諾莎雖未使用這些術語，卻已在他的時代開啟了這樣的可能性。

在他看來，理解是一種反抗，詮釋是一種解放。這讓他的思想遠遠超越了宗教批判的範疇，而進入到政治哲學與現代性批判的深層結構。

結語：理解作為現代的開始

斯賓諾莎從未聲稱自己是一位詮釋學者，但他的行動為詮釋學打開了歷史之門。他讓我們明白，文本不必來自神才能值得理解，語言不需神授也能生產真理；理解不是相信，而是參與，是與歷史對話的實踐。這種思維方式，成為現代思想最重要的奠基之一。

正是在斯賓諾莎的影響下，理解逐漸脫離了宗教的荼毒，而成為一種自主的行動力；而詮釋，從服從神意轉變為與歷史共舞的藝術。他的詮釋觀，不只是理性的光芒，更是一種哲學上對人作為理解者的召喚。在這一意義上，斯賓諾莎不只是神學政治的批判者，更是現代詮釋學精神的隱秘奠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