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理即幻象？承擔的虛無與幽靈責任

 

倫理即幻象？承擔的虛無與幽靈責任

——對齊澤克「倫理行動」理論的批判性思考

齊澤克的哲學自始至終都環繞着一個深刻的問題：在意識形態全面滲透的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主體是否仍能實現真正的行動？而他對這個問題的回應，並非提供一種理性的行動指南，而是挖掘在結構之中、幻想背後，主體可能對「不可能」進行承擔的縫隙。他從拉岡出發，走向巴迪歐，再穿越馬克思的幽靈，最終落腳於那個熟悉的場景：一個人，在崩潰的象徵秩序中，宣稱「我願意」，即使沒有保證、沒有根據、甚至沒有觀眾。

在《意識形態的崇高對象》中，齊澤克揭示了我們如何總是對某個崇高的、無法說明的核心進行幻想性的投射：民族、正義、國家、愛、革命、自由……這些崇高對象既支撐了我們的現實認知，也是我們服從的根據。他進一步指出，當代人之所以繼續服從於意識形態，不是因為「不知道真相」，而是即使知道也不能不服從。我們被束縛於一種「我知道這是假的，但我仍這麼做」的僵局之中。這正是拉岡意義上的幻想——它不是阻擋真理的謊言，而是我們用來遮蔽現實虛無的必要機制。

但齊澤克要做的不只是揭示幻象，而是促使主體從中「裂斷」出來。他主張：倫理行動的本質，不是忠於某種實存的價值，而是在無根據的情況下，對某種不可能承諾的承擔。這是齊澤克式的倫理英雄形象：不是理性主體，而是一個孤獨的「主體-裂縫」，在崩潰中對虛無說「是」。這行動不是為了改變世界，而是為了忠於裂斷本身。

然而，這正是問題之所在。齊澤克的行動倫理表面上試圖脫離幻想，但它對「承擔」的理解是否也正落入了另一層更深的幻想結構？我們是否能夠相信，這種在虛無中對裂斷的承擔，不也是某種對主體崇高性的再生產？一種更虛無、更無根、更英勇的「行動敘事」？若主體對崩潰的承擔成了新的倫理典範，那麼我們是否又陷入了一個無法自證的倫理幻象之中？

齊澤克對此可能會回答：是的，這承擔本身也許是幻象，但正是在自知是幻象的情況下仍然堅持它，倫理才產生。這是一種反英雄式的英雄主義，一種反崇高的崇高姿態。但這回答仍然迴避了一個更深的問題：若倫理行動的核心已無法區分「誠實的承擔」與「幻象的模仿」，那這種行動的倫理性還有什麼意義？

這個質疑可從布朗肖與德希達那裡獲得更極端的展開。在布朗肖那裡，責任是無法完成的、是無限延遲的，正因為他者永遠無法被充分回應。倫理不是一種完成的行動，而是一種被動地、不斷被拖入、無法終止的裂痕。德希達則進一步指出，正義本身是不在場的，是一種幽靈式的召喚。我們所說的「正義」與「責任」，從未顯現為現實行動的基礎，只是我們在幽靈般不在場的他者呼喚下產生的焦慮性回應。

那麼，回到齊澤克：他對事件與承擔的理解，看似摧毀了一切穩固價值，卻仍留下了某種「能行動的主體」，一個可以撐起虛無、跳入不可能的存在者。這是否仍是主體中心主義的幽靈？我們是否可以說：他雖意圖否定一切崇高對象，卻在倫理承擔的概念中悄悄保留了一個最後的崇高對象——主體自身的絕對行動性？

這種行動性的倫理呼籲，若無法與幻象區別開來，便只能成為一種極端的自戀姿態。不是對世界的責任，而是對自己的虛構敘事負責：我行動，因為我不能忍受自己不行動的樣子。如此一來，裂斷不再是對秩序的破壞，而是對自我影像的保存，甚至可能與齊澤克所批判的「享樂式反抗」無異。

真正的問題，不是行動是否可能，而是：當我們決定承擔、選擇斷裂、宣稱忠誠時，是否已經預設了一個虛構他者、一種敘事結構，來肯定這個行動的價值？倘若如此，倫理就不再是回應虛無，而是虛構另一個「道德的虛無」，讓我們得以在幻象中繼續說：「這是對的，我選擇它。」

因此，真正的倫理或許不在於承擔行動，而在於承認行動無法證成、無法判定、無法被誰承認的那份幽靈責任。在這裡，布朗肖的沉默或許比齊澤克的喊叫更貼近倫理的本質：不是行動，而是不行動時所承擔的不可能責任。不是跳進虛無，而是無法離開它。

這不是否定行動，而是使行動無法再輕易被命名為「倫理」。這是對倫理的倫理，是對「我能承擔」這一說法的根本質疑。在幻象與沉默之間，我們仍然不得不說話，但說出的話中，是否還能找到倫理的影子——或只是另一種幽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