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出埃及記：從休謨的懷疑到無神倫理的誕生

 

理性的出埃及記：從休謨的懷疑到無神倫理的誕生

當理性不再是信仰的侍從，它是否還能指引人類行走於荒涼世界之中？這是大衛·休謨（David Hume）對十八世紀啟蒙時代的最大挑戰。他並未高聲吶喊「神已死」，卻以懷疑之筆逐一拆除理性對神的依賴，讓倫理學首次踏上脫離神學羈絆的道路。這場理性的出埃及記，不是逃離宗教的壓迫，而是從形上幻象的迷霧中走出，向人自身的感情與有限性回歸。

一、啟蒙與其暗影：信仰與理性的緊張

啟蒙時代的理性崇拜，從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開始，但仍未擺脫神的庇蔭。無論是笛卡兒的形上學證明，還是牛頓對自然法則的神聖詮釋，「神」始終作為一切知識秩序的最終保證。這種信念有其歷史功能——在宗教動盪與科學崛起之間維持知識的合法性——但也構成哲學思考的隱性圍牆：理性只被允許在神性的光照下運作，任何懷疑若觸及神的存在，便被視為危險。

休謨的出現，並非來自反叛，而是來自一種徹底的誠實。他並不斷言「神不存在」，而是提出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我們為什麼會相信神的存在？這種信念的來源、邏輯與內容是否真的理性？

這個問題打開的不僅是神學的大門，更是理性的底層機制本身。

二、經驗主義與懷疑：理性之網的鬆動

休謨將一切知識還原為感官印象與心理聯結。他不接受先天觀念、不承認形上推理的效力，這就直接對抗了當時主流的自然神學與設計論證。設計論者說：宇宙如時鐘，必有設計者；休謨反駁：我們對宇宙沒有任何「比較對象」，所以無法合理推出其被設計。這不是否定神，而是拒絕用有限經驗推出無限存在。

這一推理革新，其實就是將形上學「還俗化」：信仰不是知識的前提，而是心理的習慣；神不是理性推導的結果，而是情感投射與社會語用的產物。休謨的立場，可以這樣理解：

理性不能觸及超驗的神，因為一切推論都得以經驗為基礎，而神從未作為經驗對象顯現。

這正是現代不可知論（agnosticism）的發端，也是無神論得以站穩腳步的前提。

三、道德的出處：不是神命，而是人心

對休謨而言，真正的道德並不需要「上帝命令」作為正當性來源。相反，道德的根源在於人類情感中的共感能力（sympathy）。當我看到他人的苦難，我本能地感到不安；當我感受到公平被破壞，我自然地感到憤怒。這些反應不是來自神的啟示，而是生物演化與社會互動中形成的心理機制。

因此，道德不是一套超越人類的規範法則，而是一套與人類情感、社會經驗深刻交織的實踐智慧。休謨的語言中，情感不是道德的敵人，而是其條件：

「理性本身永遠無法激發行動；它只是情感的奴僕，應該也必須如此。」

這句話激怒了康德，也令宗教倫理學者警覺。但它卻打開了現代倫理學的新路徑：道德不是理性推導出來的真理，而是人類相互感知中實踐出來的連帶感與共識網絡。

四、無神之倫理：不是虛無，而是重建

有人會擔憂，若拋棄神，我們是否會陷入倫理虛無？休謨的回答是：正因我們是有感情、有慾望、有脆弱的人，道德才有必要。神的審判雖可怖，但真正能約束人的，是他人目光的期待、自我良心的不安，以及對人類命運的共同關懷。

也就是說，倫理不再來自恐懼，而來自理解與感同身受。
這是一種更貼近生活、也更具彈性的倫理建構方式。

事實上，休謨的這套觀點，正是後來整個現代倫理學、心理學與政治哲學的起點：

• 約翰·密爾的功利主義進一步強化了情感作為道德判斷的基礎；
• 涂爾幹將道德視為社會的集體意識；
• 現象學與語言哲學則將倫理視為語境與關係的產物；
• 而福柯更從規訓角度分析道德的社會權力結構。

這一切，都離不開休謨當初對神學倫理的放手。

結語：從神的陰影下誕生的倫理

「出埃及」是一種脫離奴役的象徵，也是一種冒險。休謨的理性懷疑雖未明言無神，卻已讓神退場，讓倫理回到人的自身。這不是墮落，而是成熟；不是失落，而是轉化。

無神，不代表無德；
無啟示，不代表無價值。
道德並非神的產物，而是人在理解自己的有限與他人的痛苦時，共同建構出的文明回應。

正如休謨對信仰的態度：我不相信它的論證，但我理解人需要它的溫度。只是，當我們能靠自己的理性與情感建構倫理，我們是否還需要那位無法驗證的神呢？

這，正是現代人的自由：不再需要神的命令，才能成為一個善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