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邊緣，或是本不成立？──言說正當性與權力結構的哲學判準

 

被邊緣，或是本不成立？──言說正當性與權力結構的哲學判準

在當代語言政治的批判論述中，赫曼與杭士基（Herman & Chomsky）所提出的「宣傳模式」無疑是影響深遠的理論框架。他們所揭示的，不是一種顯而易見的媒體審查，而是一種更隱蔽卻根本性的言說篩選機制：在制度性的經濟與政治壓力下，媒體逐漸傾向重複、強化並再生產統治階級的敘事。與此同時，對抗主流共識的言說，不是被直接壓制，而是更微妙地被邊緣化、稀釋、去效能化。問題是，若所有不被主流接納的聲音都被視為受壓制的「真相」，我們如何判準其言說的正當性？又如何避免落入將一切異議神聖化的陷阱？

這並非純然政治的問題，而是語言哲學與知識社會學交會的一道悖論。每當我們說某個主張被邊緣，我們隱含的是兩種可能：**它可能因為挑戰體制而遭排拒，也可能因其自身邏輯脆弱、倫理模糊或缺乏社會共鳴而自然式微。**這兩種情況在現實中往往難以分辨，甚至共存於同一言說當中──一種思想既可能是激進而真誠的批判，也可能是語言操弄與認知偏誤的產物。哲學上的困難在於：語言本身即是建構現實的方式，而非只是再現現實的工具。

我們不能從語言外部去判定一種語言行動是否具備真理價值，因為語言總是在語境中發生。當福柯說「知識就是權力」，或德里達主張「沒有文本之外的世界」（il n’y a pas de hors-texte），他們挑戰的正是那種相信可以從「更真實的位置」審視語言的天真觀念。如果語言總是透過差異與關係運作，那麼言說的正當性本身便是政治性的、歷史性的，而非邏輯上絕對可判的。

這意味著，「被邊緣」無法直接被視為「真理被壓制」，正如「被主流」也不能等同於「合理與正義的勝利」。這兩者的判準本身即是政治鬥爭的結果。這讓我們回到一個現象學層面的張力：我們如何經驗語言中的他者？

若言說只是回音室內的自我確認，我們將無法真正聆聽來自語言邊界的震盪；但若我們僅以其「不合群」作為其真理的證明，我們也將陷入一種反現代性的浪漫主義陷阱，把邊緣神化，把異議等同啟示。

這裡值得提出的是哈伯瑪斯的交往行動理論，他試圖為語言的正當性建立一種理想對話情境，認為語言能通過理性協商來接近真理。然而，這理想情境本身常常無法落地於當代的資訊生態。因為現代媒體結構的算法邏輯與情感經濟早已扭曲了語言的協商功能，使得語言的公開性與可辯論性變得高度不對稱。

於是我們處於這樣的雙重困境之中：批判者無法不訴諸語言的政治性，但也無法單憑語言的排斥狀態來證立其合理性。這不是理論上的缺陷，而是語言作為生成力量的悖論性本質──語言既是世界的建構者，也是權力的載體；既能啟蒙，也能遮蔽。

因此，我們不應問「此主張為何被邊緣化？是否證明其為真？」而應反問：「我們如何理解言說在其語境中所承擔的生成責任？」這是一種倫理性的、實踐性的轉向，而非語言外的真理追求。

結語：

或許最誠實的態度，不是將任何主流語言視為謊言，也不是將任何被排斥的聲音視為先知之言，而是在語言的不確定性中持續地維護一種可開放的空間──容許異議不被壓制，也容許異議接受質疑。只有在這樣的雙重警覺中，我們才能穿越語言與權力之間交纏的迷霧，試圖建立一個既批判又負責的公共論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