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的兩重起源：洛克與索緒爾之間的溝通幻象與結構真實

語言的兩重起源：洛克與索緒爾之間的溝通幻象與結構真實

我們對語言的理解，往往建基於一種直觀的假設：我們心中有了觀念，然後才透過語言將之表達出來。這種「表意模式」的語言觀或可追溯至亞里士多德，但在現代哲學中，其最具代表性的論述來自約翰·洛克。洛克在《人類理解論》第三卷中，系統性地論證語言的功能是「表達思想」，詞語不過是觀念的符號。然而，這種語言觀在現代語言學的轉向中遭遇顛覆性的挑戰，最具代表性的反論者，正是索緒爾。索緒爾揭示語言並非傳達思想的工具，而是構成思想的條件。語言不在觀念之後，而在觀念之前。

於是我們看到兩種語言起源的對立版本：**洛克所描繪的，是心靈世界的出口；而索緒爾所揭示的，是語言體系的閉環。**這場關於語言與思想之間關係的對話，不只是對語言的理解差異，更是對人自身定位於世界的基本方式之分歧。

一、洛克的溝通幻象：語言作為心靈的標記

洛克提出一個看似理所當然的模型：**詞語是聲音的符號，用來標記心靈中的觀念。**換言之，語言的本質功能是「傳達」──人之所以發明語言，是為了讓內在的思想可以被他人知曉。詞語的意義，來自它們所「指涉」的觀念；而這些觀念，本身源於感官經驗或對心理活動的內省。

在這個架構中，語言具有一種工具性的透明性。只要人與人之間對某個詞語所對應的觀念有共同認知，溝通便可順利進行。語言因此被視為「心靈與心靈之間的橋梁」，意義的問題也被歸結為定義的清楚與否。

但這種模式存在一個根本的預設：**人的觀念世界是先在且可共享的，語言只是技術性的中介。**然而，這樣的預設本身已深受洛克的經驗論世界觀所限制。他相信世界在我們面前展現自身，人透過感官獲得觀念，然後用語言加以命名。在這套機制中，語言只是後設符號，不參與觀念的生成。思想是真實的，語言是影子。

這種觀點，正是索緒爾要動搖的核心。

二、索緒爾的結構真實：語言體系先於觀念

索緒爾的語言理論提出一個顛覆性的觀點：**語言不是人內心觀念的符號，而是一個封閉的、內在差異性的符號體系。**在這體系中，意義不是因為詞語對應某個觀念而產生，而是因為詞語與其他詞語的差異所構成。

對索緒爾而言，「牛」這個詞之所以有意義，並不是因為它代表我們腦中有關牛的圖像或概念，而是因為它在語言系統中與「馬」、「羊」、「狗」等詞形成對比。詞語的意義不是指向心靈，而是指向語言的網絡結構。

在這裡，我們看到語言不再是工具性的，而是生產性的。它不再只是「傳達思想的橋梁」，而是「界定思想的疆界」。**語言不只是我們表達世界的方式，它就是我們得以認識世界的前提。**語言創造了「可說」的世界，並將一切不可說者排除在意義之外。

索緒爾的轉向讓語言不再依附於心理內容，而成為一個自身運作、內在差異的機制。與其說我們在語言中表達思想，不如說語言本身就是思想的生成機器。

三、思想的位置：從內在性到外在性

這兩種語言觀的差異，實則牽涉到對「思想」的本體論定位。

在洛克的觀點中，**思想是內在的、私人的、真實的，**語言只是方便之具，是我們以公共方式接近彼此思想的權宜手段。但索緒爾顛覆了這一假設。他讓思想從內在性退位，轉而接受外部語言機制的規範。換言之：

在洛克那裡，語言依附於思想；在索緒爾這裡，思想誕生於語言。

這樣的轉變，也預告了後來德希達對語言的進一步解構。德希達不只看到語言對思想的結構性塑造，更指出語言中的延異與滑移，使得「意義」永遠不可能被固定。語言既非心靈的鏡子，也非世界的映像，而是一個永遠無法自足的差異遊戲。

這樣的思路，其實早已埋藏在索緒爾的結構主義之中。洛克相信語言終有可能「清晰化」，回到「明確觀念」的指涉，但對索緒爾及其後繼者而言，這種信念只是一種哲學幻覺。

結語：語言究竟從何而來？

從洛克到索緒爾，我們看到語言哲學中的一條深刻裂縫：語言是表達心靈的出口，還是建構現實的入口？語言是否只是傳遞觀念的載體，還是觀念本身的生成場域？

這不只是語言學的問題，而是關於人類主體的問題。若我們如洛克所信，是一個經驗的收集者與觀念的操作者，那麼語言只是我們的工具；但若如索緒爾所見，我們從一開始就被語言的體系所先行決定，那麼語言便不只是我們所使用的媒介，而是我們得以成為自己的條件。

於是問題不再是：「我們如何使用語言？」而是：「語言如何使用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