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柏拉圖到斯賓諾莎：本體一與多的思想轉向

 

從柏拉圖到斯賓諾莎：本體一與多的思想轉向

在整個西方哲學的歷史中，「一與多」的問題幾乎可說是形上學的核心命題。萬物是多，還是一？這些多是虛幻的表象，還是本質的分殊？在柏拉圖與斯賓諾莎之間，我們得以看到兩種完全不同的本體論取向：前者以「理念的多元」來對抗現象的變異不定，後者則以「實體的一元」來消解多樣性本身的獨立性。二人雖同樣對感官世界抱持懷疑，但通往真實的路徑卻在根本上分岔，分別奠定了古典理想主義與理性自然主義的兩種哲學架構。本文將從這個分歧出發，探討從柏拉圖到斯賓諾莎的「一與多」思想轉向，及其背後潛藏的存在觀、知識論與倫理學意涵。

柏拉圖的哲學始於對現象界的不信任。在他看來，這個可見世界充滿變動、混雜與模仿，它不是知識的對象，而只是意見的來源。真正的知識（epistēmē）只能指向那些不變的、永恆的本質——也就是他所謂的「理念」（eidos）。每一個現象的背後，都有一個對應的理念作為其範型，而理念界本身則構成一個多元的真實秩序：有「善的理念」、「美的理念」、「三角形的理念」等等。這些理念不是心理構念或語言約定，而是超感官的存在，是萬物之所以為其所是的原因。從這個角度來看，柏拉圖是某種本體上的「多元論者」：理念的多樣性構成了存有的本質結構，而現象的多樣性則是對理念的模仿與混合，是一種不穩定的摹本。

但這種理念多元性同時又服從於某種至高的一，亦即柏拉圖《國家篇》中所提到的「善的理念」——萬物的終極根基與統攝原理。柏拉圖並非否定一的存在，只是他將這個一放置於多的超越之上：多存在於世界之內，而一作為「光源」存在於理念之上。在此，一是先驗的、超越的，是多的條件而非多本身。這種「一先於多、但不可還原為多」的本體論模式，奠定了整個古典形上學的基本圖式，並持續影響後來的新柏拉圖主義與基督教神學對上帝的形上化想像。

然而，斯賓諾莎對這種「超越的一」徹底反動。他並不承認有一個超越世界之外的範型界域，也不認為現象的多樣性是從某個神秘本源墜落出來的摹本。相反地，他主張世界只有一個實體（substantia），這個實體即是上帝／自然（Deus sive Natura），而一切現象只是這個實體的樣態（modi）。這一主張構成了本體論上的一元論（monism）：不是多個理念構成真實，而是只有一個無限的實體在不同的樣態中展現自己。對斯賓諾莎而言，「多」並不是與「一」對等的實在層次，而只是「一的自我表現」；它是「一」的延伸，是「一」的差異化，但永遠不會超出「一」的界線。

這種對「多」的徹底內化，使斯賓諾莎的形上學走向一種極端的內在性（immanence）架構。他否定了柏拉圖的「理念界」以及基督教的「造物主—受造物」二元架構，在他的宇宙中，沒有超越於自然之上的神，只有內在於自然的一。實體是無限的，無所不在、無所不包，它不是世界之外的起點，而是世界本身的結構。從這個角度來看，斯賓諾莎的「一」並不是柏拉圖的「光源」，而是「結構性實在」：不是照亮萬物的主體，而是萬物得以存在的邏輯條件。這種存在論上的扁平化與非超越性，使斯賓諾莎成為後現代思想高度推崇的對象，特別是在德勒茲筆下，斯賓諾莎被稱為「最純粹的內在哲學家」。

在認識論層面，這一轉向也產生了根本的差異。柏拉圖式的知識是一種「憶起」：通過理性的轉向，人可以回想起靈魂曾見過的理念。這種認識包含一種斷裂性的跳躍，從變動的世界轉向穩定的實在，從時間性中拔升到永恆性。而斯賓諾莎的認識則是一種「理解自然的秩序」：通過理性，人可以把握萬物在實體中的因果鏈條，明白一切現象的必然性。這不是超越的回憶，而是內在的理解；不是突破世界的躍升，而是與世界的和解。當人了解這個宇宙的結構時，他也理解了自己與整體的關係，於是誤解與情感的奴役便能被理性所鬆動，這就是斯賓諾莎所說的「真正的自由」。

這也正是柏拉圖與斯賓諾莎倫理觀的根本分野所在。柏拉圖的倫理是一種靈魂向上攀升的歷程，是從肉體與情欲的誘惑中轉向理念的神聖秩序。倫理的成就來自於一種對超越的依歸，一種對理念世界的信仰。而斯賓諾莎的倫理則是去超越的，它不是要求人脫離自然，而是讓人在自然中生活得更理性、更自由、更充實。善與惡不是抽象價值的落實，而是存在方式的差異；善是促進存在的能動性，惡是抑制存在的消極狀態。這種倫理不再訴諸懲罰與責備，而是訴諸理解與轉化。在這裡，真正的道德主體不是那個與本性搏鬥、與誘惑對抗的靈魂，而是那個了解自身必然性、與自然和諧一致的理性人。

總結來看，從柏拉圖到斯賓諾莎的轉向不僅是一與多的轉向，更是一種哲學觀的根本遷移：從超越到內在，從理念的多樣到實體的一元，從靈魂的救贖到存在的和諧。柏拉圖開創了形上學的垂直向度，建立了一種追求超越本質的理想主義；而斯賓諾莎則將本體論扁平化，將倫理學還原為存在論，主張透過理性認識這個世界本身就是自由與幸福的根源。他們分屬兩個世界，也塑造了兩種哲學命運。而我們當下所處的思維困境，也許正是在這兩條路徑之間徘徊：既渴望理念的秩序，又無法否認世界的複雜與偶然；既希望從上而下地掌握真理，又不得不從內在與差異中尋找意義。或許，這正是斯賓諾莎給我們最深刻的啟示——世界沒有在等你相信它，只有你能選擇是否去理解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