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異中的普遍：對巴迪歐保羅詮釋的倫理批判

 

差異中的普遍：對巴迪歐保羅詮釋的倫理批判

阿蘭·巴迪歐（Alain Badiou）在《聖保羅：普遍主體的基礎》中，將聖保羅視為「真理主體的發明者」，讚賞他對猶太律法與希臘理性秩序的激進中斷，並以此為範例，構築出自己的普遍性政治。然而，這種「斷裂性的普遍性」若無限上綱，很容易滑入抽象同一的危險，將差異誤作為應被揚棄的殘餘，從而遮蔽了倫理本該根植於他者的召喚與歷史的不平衡。本文主張：真正具倫理基礎的普遍性，應該是在差異中生成，而非以取消差異為代價。

普遍性的幻影：從事件出發的問題

巴迪歐理解的普遍性並非康德式的理性規則，也非哈巴馬斯所構想的溝通共識，而是「事件」的結果——一種斷裂現實的契機，使得一條新的真理軌道得以出現。保羅的「基督復活」在他看來便是一個事件，其普遍性來自於它對於舊有律法（猶太教）與理性（希臘哲學）的雙重否定。

然而這種普遍性建立在一種虛構的「零點」上——它宣稱自己從無中來，從不屬於任何文化、制度或歷史位置，而是透過對事件的忠誠產生新主體、新秩序。但這正是問題所在：這種普遍性對於現實差異的激進否定，使它無法處理差異內部的暴力結構，無法承認歷史創傷所構成的倫理責任，也無法解釋為何某些人「較容易」成為事件的主體，而另一些人卻不斷地被遺棄於事件之外。

在這樣的理解中，差異被視為必須清空的舊結構，主體的生成不是歷史性的、關係性的，而是突如其來的「忠誠行動」。這是一種對差異的抽象抹消，正如巴迪歐對聖保羅所稱讚的那句話：「在基督裡不再有猶太人與希臘人……」——這不是差異中的平等，而是以平等之名所施行的差異撤銷。

他者的沉默：倫理何以被遺忘

相較之下，列維納斯的倫理學提供了對這種普遍性觀的深刻挑戰。他認為倫理不是由普遍法則導出，而是來自他者臉孔的直接召喚。這種召喚不是概念性的、普世性的，而是具體的、此時此地的，是對差異的面對，是對絕對異質的回應責任。這種責任不是建立於事件，而是建立於受苦的不可還原性。

巴迪歐式的普遍性，恰恰將這種倫理轉化為一種政治效忠的機制。所謂「忠誠」不再是對具體他者的承諾，而是對抽象事件的實踐承諾——即使這種事件可能犧牲、壓制他者的聲音，也無妨。於是，我們再次看到普遍性如何化身為政治動員的旗幟，掩蓋他者的苦難與差異的歷史。

更嚴重的是，這種普遍性的倫理邏輯往往與革命的神話結合，構成一種「唯有忠誠者才有倫理」的二元邏輯：不忠即惡，不服即錯。這不僅扭曲了倫理的開放性，也使倫理退化為本體論的附庸，一種由體系所授權的道德合法性。

差異中的普遍：另一種可能

如果我們回到保羅的原始語境，那句「在基督裡不再有猶太人與希臘人……」實際上並非對差異的否定，而是對差異中地位不平等的拒絕。它指出的是：不論你是什麼身份，都可以被接納於恩典之中。差異仍在，但不構成排斥的理由。這與今日多元文化主義所主張的「平等地承認差異」其實更為接近。

也就是說，真正的普遍性不應該是差異的對立面，而是差異間的橋樑。它不是從事件中抽象出來的「一」，而是差異之間實踐而出的「共」。這樣的普遍性不是從上而下的真理法令，而是從下而上的倫理回應——每一次對他者苦難的回應，都是對一種新的普遍性的開啟。

這樣的思想，其實更接近南希（Jean-Luc Nancy）所說的「共存的普遍性」，或布朗肖對「無交集共同體」的構想：我們並不在於共屬某種真理，而是在於每個人的不可歸屬中共享這種無法界定的共在。

結語：從去差異的普遍性走向差異中的倫理

巴迪歐透過保羅構築的普遍主體哲學，無疑為當代政治提供了一種反抗相對主義與身份分裂的武器，但這把武器若無倫理約束，也可能成為壓抑多樣性與歷史創傷的工具。在我們今日的語境中，更急切的不是「如何實踐一種新的普遍性」，而是「如何在歷史創傷、文化差異與語言不可通約性中，找到倫理的共同地基」。

真正的普遍性，不應是事件中誕生的排他真理，而是差異之間回應責任的開放實踐。這樣的普遍性，永遠未竟、永遠暴露、永遠回應——它不是主體的完成，而是他者的持續召喚。

在這意義上，普遍性不再是巴迪歐所說的「歷史例外」，而是日常倫理中的平凡責任。不是天啟，而是回應；不是取消差異的忠誠，而是在差異中誕生的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