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理的倒退：從列維納斯的責任到巴迪歐的忠誠

 

倫理的倒退：從列維納斯的責任到巴迪歐的忠誠

哲學中的倫理，一直在兩種張力間擺盪：一者是對他者的回應，另一者是對真理的效忠。這兩者有時重合，但在根本原則上卻存在斷裂。當我們從列維納斯的倫理責任轉向巴迪歐的真理忠誠時，其實不是簡單的思想演變，而是一次倫理地位的根本倒退。在這種倒退中，倫理不再是他者臉孔所召喚的回應義務，而成為一種哲學系統內部的操作機制——為事件本體論服務的忠誠儀式。這不只是觀點差異，而是一場倫理結構的解構與顛覆。

一、列維納斯：倫理先於存在

列維納斯的倫理學，從根本上拒絕以本體論為起點。他將倫理視為哲學的第一哲學——比形上學更根本，因為它源於「他者」的臉孔向我發出的無聲呼喚。這種呼喚不是語言上的論辯，也不是理性上的邏輯說服，而是我無法拒絕、無法抽身的責任召喚。

在列維納斯眼中，我不是通過思考而成為主體，而是在他者的苦難中被責任所捕捉，從而生成主體性。這樣的倫理學徹底打破了傳統主體中心主義：他者不是我認識的對象，而是無法被我理解、但必須被我負責的異質性。

這裡的倫理，是一種「對無法同化的他者的無條件開放」。我不是因為認可某個理論或事件才負責，而是因為我在場、我聽見、我看到痛苦，所以我責無旁貸。

這是一種極端的、甚至過度的倫理學，但它的激進性正好是對任何試圖將倫理納入理論框架的反動。它要求倫理超越知識、超越政治、甚至超越正義制度，成為一種絕對的、無地位的責任。

二、巴迪歐：事件忠誠的倫理

與此形成強烈對比的是，阿蘭·巴迪歐的倫理建構以事件為中心。他拒絕以「受苦者」為倫理學的根據，批評當代倫理學陷於「受害者道德」的陷阱。他主張，真正的倫理並不在於對他者的悲憫，而在於主體對真理事件的忠誠——愛情、藝術、政治或科學中，當某種新的可能性破裂而出，倫理的課題才真正開始。

對巴迪歐而言，倫理不是「面對他者」，而是「介入歷史的創新」。主體性不是被呼喚出來的，而是在事件中誕生的。當一個人遭遇事件，他必須作出選擇：要麼忠誠並實踐，要麼背叛與遺忘。倫理便是這份忠誠的歷史實踐。

這樣的倫理觀從表面看是一種行動的倫理、積極的倫理，甚至是革命的倫理。但它的基礎不是他者的臨在，而是事件的神聖性；不是責任，而是信仰；不是關懷，而是效忠。這樣的轉變實質上是倫理地位的降級——倫理不再是第一性，而是對一種哲學本體論的服從。

三、倫理的消失：從回應到運作

當我們將列維納斯與巴迪歐並置，會發現倫理的轉變其實是從不可還原的責任倫理轉向可計算的忠誠倫理：

• 在列維納斯那裡，倫理是一種沒有保證的開放，沒有體系可以保障倫理的真實；
• 在巴迪歐那裡，倫理則是一種對真理程序的「參與」，可以依據事件是否被持續實踐來測量忠誠度。

這不僅是理論立場的不同，更關乎倫理是否還具有其不可化約的他者性。一旦倫理變成「事件程序的一環」，它就不再是來自他者的無預期召喚，而是系統內部的自我運作——主體只需回應事件，無須再回應他人；忠誠就是善，背叛就是惡，倫理邏輯因而閉環化、教條化、甚至機器化。

這便是倫理的「倒退」：它從一種打開主體裂縫的力量，退化為強化主體使命的動力；從面對無法計算的責任，退縮為計算可行性的忠誠。

四、忠誠的極限：倫理如何成為暴力的理由

歷史上，太多的暴力都不是出於無道德，而恰恰是出於高度的道德自信與忠誠。無論是宗教戰爭、革命清算、文化大革命，或當代極端主義的恐怖行動，幾乎都帶有「真理事件的忠誠實踐」的特徵。

當忠誠本身變成倫理的全部時，倫理就失去了對暴力的判準機制——因為只要某行動被視為對事件的實踐，它便能合法化其手段與犧牲。這正是巴迪歐倫理學所隱含的最大風險：它無法自我防衛免於滑向極端行動主義與歷史正當化的神話敘事中。

而列維納斯的倫理觀恰恰為此提供了補救：真正的倫理不以歷史是否成功為準，而在於他者是否曾被看見，被尊重，被迴避傷害。

在一個面容成為無關緊要、他者被轉化為「事件要素」的世界裡，倫理就不再是他者與主體之間的緊張關係，而是主體與主體自身之間的強化回音。

結語：倫理應始終比真理更高一階

從列維納斯到巴迪歐的轉向，不只是方法上的變化，更是一場倫理優先性喪失的象徵事件。這正是當代哲學所必須面對的問題：我們要一種以真理為中心的倫理，還是一種以他者為起點的倫理？我們要一種自信而封閉的實踐忠誠，還是一種顫抖而敞開的倫理責任？

如果說列維納斯讓倫理承擔了一切，那巴迪歐則讓倫理服從於一切。而我們所需的，也許不是兩者之中擇其一，而是重新打開倫理與政治、本體論之間的緊張與裂縫。

只有當倫理能夠質疑事件，而非被事件神化；只有當主體能夠被他者打斷，而非單向介入世界；只有當忠誠不再取消面容，我們才可能找回一種真正的倫理思考。

倫理，不是革命的助力器，也不是信仰的裝飾物，而是一種持續拆解主體與真理霸權的他者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