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安排的自由：斯賓諾莎的去主體化倫理學

 

被安排的自由：斯賓諾莎的去主體化倫理學

在斯賓諾莎的《倫理學》中，「自由」與「倫理」這兩個古典哲學的核心概念，經歷了一場徹底的轉化。這場轉化不僅推翻了康德尚未形成的義務論傳統，也對亞里士多德式的德性倫理進行了解構。最根本的顛覆來自於斯賓諾莎對主體的解構——對他而言，倫理行動的根源並不來自一個自主意志的主體，而是來自自然（即上帝）本身的必然性。自由，不再是一種從外在律令中逃脫的權利，也不是一種基於選擇的自我主張，而是一種對自然之必然性的透徹理解，並因此與自然的運行同軌合拍的狀態。這樣的自由，不是選擇出來的自由，而是被安排的自由，一種建立在對本體論結構清明理解之上的存在狀態。

斯賓諾莎哲學的核心是「只有一個實體」，即自然（natura naturans）或上帝。其他一切（包括人、思想、行動、欲望）都只是這唯一實體的「樣態」（modi），即存在的方式或展現的形式。這意味著，人的所有存在樣態——包括他的欲望、選擇、情感、行為——皆已內在於自然之整體秩序之中。人不是自然的例外，而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自由意志」這種傳統形上學想像，對斯賓諾莎來說是無稽之談。

但這樣的說法並不意味著人只是宿命的奴隸。斯賓諾莎區分了兩種情感狀態：被動的情感（passiones）與主動的情感（actiones）。前者指的是那些由外部原因引發、使我們力量減弱的感受；後者則是那些根據我們的本性出發、使我們力量增加的活動。人只有在能以理性認識自己、認識他者、認識整體自然因果網絡時，才真正從被動狀態中走出，成為一種主動的行動者。在此意義上，自由並不是做出選擇，而是理解我無從選擇的原因，並在這種理解中找到共鳴的節奏。

從這角度看，自由不是一種「權利」或「可能性」，而是一種「清明」的狀態。一個人愈是理解自然的法則與自身的情感生成機制，他愈能在情感起伏中保持穩定與清晰，愈能將自身欲望導向與整體和諧的方向。這正是斯賓諾莎倫理學的奠基石：倫理不是對錯的判斷，而是清楚了解我們為何如是行動。從而，行動成為一種知識的展現，而非價值的評價。

這樣的倫理學是徹底去罪惡化的。人在斯賓諾莎體系中之所以「做錯事」，從來不是因為他「選擇了邪惡」，而是因為他「不理解自己」。邪惡不是一種本體論上的實在，而是無知的結果。錯誤與偏差來自知覺的狹隘，來自被外在因果束縛的局部樣態無法洞見整體自然的運行規律。這也是斯賓諾莎的「去主體化」倫理的一個關鍵面向：倫理問題不在於主體應不應該做某件事，而在於主體是否清楚地認知自己只是自然的樣態之一，是否洞察了行動的必然性結構。

然而，這樣的倫理學會不會導致一種冷酷的決定論？若一切皆被安排，倫理是否就淪為對世界秩序的順服？這種誤解往往來自於將斯賓諾莎的「自然」想成一套外在於人的機械秩序。實則不然。在斯賓諾莎體系中，自然本身就是人之本質的根源，人與自然不再是主客對立的雙元，而是同一實體的不同展現。因此，順從自然不等於壓抑自我，而是認識到自我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

這種重新嵌入自然秩序的倫理學，並非放棄責任，而是改寫責任。真正的責任，不是承擔自由選擇的後果，而是承認我們的情感與行動皆根植於自然之必然，並努力在這種必然中獲得理解與能動性。責任不是選擇後的懲罰機制，而是理解結構的認知義務。

因此，「被安排的自由」並非奴役，而是一種理性光照下的積極狀態。它要求我們放下幻象中的自主主體，轉而投入對整體存在網絡的認識。在這樣的光照中，倫理不再是命令或義務，而是智慧的展現——一種與自然和諧共鳴的生活方式。

於是，斯賓諾莎所描繪的倫理世界，是一個沒有懲罰、沒有罪惡、沒有任意的選擇的世界；它是一個透明、結構化的世界，其中自由與責任都來自對存在必然性的深刻理解。我們雖無法逃離自然的安排，卻可以在理解中獲得真正的行動能力——這正是去主體化的倫理革命所帶來的嶄新自由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