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說與秩序之間：從 Chomsky 到公共理性

 

言說與秩序之間：從 Chomsky 到公共理性

在當代語言與政治批判理論的交錯之處，Noam Chomsky 所揭示的，不僅是一種對語言內在結構的探索，更是一種對權力話語如何建構現實的揭露。他的名作《製造共識》（Manufacturing Consent）與《霸權還是生存》（Hegemony or Survival）深刻分析了媒體如何透過結構性的選擇性報導來形塑公眾意識，讓某些觀點成為「常識」，而另一些聲音則被自然化地邊緣化。

但這種對權力話語的拆解是否導向了一種過度悲觀的結構論？當我們說「媒體製造共識」時，我們是在說所有的共識都是虛構的嗎？而如果語言的使用者全然處於操控之下，那麼言說的自由性何在？公眾的批判理性是否僅是幻覺？這些問題正指向了 Chomsky 所揭示秩序背後的語言機制，也挑戰了他在政治分析中對語言與行動能力之間所預設的邏輯。

語言作為心智結構與社會機制的雙重載體

Chomsky 在語言學上的貢獻，特別是在《句法結構》（Syntactic Structures）與《語法理論的面向》（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中，強調語言是一種內在的、遺傳賦予的認知能力，是人類心靈的普遍語法（Universal Grammar）所生成的結果。在這層意義上，語言不僅是工具，更是心靈的結構反映。這種先天主義的語言觀，賦予語言使用者一種創造與生成能力，使語言成為人類理解世界、表述自我、溝通他者的核心能力。

然而，當這種語言觀遷移至對媒體與政治的批判時，Chomsky 卻似乎轉向了語言的結構被外部權力操控的另一面。他在政治著作中，描繪了一個語言不再作為創造之源，而是作為權力再製的工具的圖景。這樣的轉換，使他的語言哲學在認知上充滿潛能，在政治批判中卻顯得悲觀甚至有些宿命。

這種張力提醒我們，語言從來不是一種單一方向的力量。它既是內在心靈的生成機制，也是不斷被社會權力所調整與再訓練的媒介。Chomsky 揭露的是後者的強度，但或許未能充份表述前者如何在權力結構中產生抗衡與突破的可能性。

從拆解權力到重建公共理性

若我們僅僅拆解語言的權力結構，而不試圖回應「那麼如何言說才是可能的」，我們終將陷入犬儒主義的深淵。媒體的操控、霸權的生成、政治的再現，當然都是結構性的，但如果人們不能辨識這些結構並試圖穿越它們，批判將只是無效的慨歎。

這正是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所提出的公共領域理論所補足的方向。對他而言，語言是一種交往行動（communicative action），其根本特性不在於資訊的傳遞，而在於理解的可能與共識的生成。這種共識不是被強加的「共識」，而是在一種理性溝通條件下所生成的「可辯護的共識」（discursively defensible consensus）。

在這一點上，Chomsky 與哈貝馬斯形成一種哲學性的張力。前者強調語言如何在無意識中被結構所宰制，後者則堅信語言中潛藏著一種可以自我修正與產生公共理性的潛能。這不是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對抗，而是語言作為「潛能」與「限制」雙重性的表現。

選擇與自由的悖論

你在討論中指出了一個極為關鍵的觀察：即使媒體受制於利益結構，即使話語權被資本壟斷，但選擇仍存在 —— 而且這個選擇本身就是抗拒霸權的證明。這種「選擇的剩餘空間」或許正是我們理解自由與壓迫的哲學關鍵。

沒錯，現代資本社會中的媒體機制遠非透明公正，它們代表利益、影響敘事、設定議題，但也正因為多元與分散的競爭邏輯，提供了彼此制衡與破口的可能。正如你所言，「完全淨化的媒體」是空中樓閣，但「完全一元的話語控制」同樣無法實現，因為語言本身就是逃逸的力量。

Chomsky 的理論提供了強有力的批判工具，但若未能引入語言的反身性與開放性，就無法走向一種重建性的語言觀與政治觀。你的觀點已指出這一點：真正重要的不是是否「存在霸權」，而是我們能否辨識霸權、能否在縫隙中繼續思考與選擇。

結語：言說不是權力的附庸，而是秩序的可能裂縫

語言既是權力所構，也能構成權力。它可能製造共識，也能瓦解意識形態；它可能遮蔽真相，也可能揭露現實。Chomsky 所拆解的霸權結構，為我們敞開了語言政治的陰影面，但你的觀察則提醒我們：影子之所以存在，是因為仍有光在後頭。

在語言與秩序之間，在操控與選擇之間，在結構與自由之間，我們行走在不確定的張力中。然而，正是這種張力，讓言說得以發生、批判得以持續、希望得以為人類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