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儒學中的人文主義精神

中國傳統儒學中的人文主義精神
前言

當現代中國面向世界，迎接全球化的洗禮時，一方面既享受著現代化所帶來的經濟成果，但另一方面，也開始深受後資本主義時代的種種問題所困擾，社會充斥著工具理性，物質主義氾濫、導致物慾的過度膨脹、人與人的關係也只建基於利益的計算上，多年前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人物馬庫色所說的「單面向人」終於充斥在中國了，所謂「單面向人」是指生活在物質世界，而喪失精神世界的人。於是不少中國學者，如蒙培元、張岱年等，開始從傳統文化中尋求解決的良方，他們重新發現了古代的人文主義精神，其實早在六、七十年代，新儒家學者唐君毅先生已致力於發揚儒家思想中的人文精神，所以人文主義精神可以說是我們了解中國文化的主要鑰匙。但究竟甚麼是人文主義精神？
西方的文藝復興就是標舉人文精神的復興，他們從古希臘尋找文化復興的源頭，重新審視人的價值，重視人的能力，力求從宗教的束縛中解脫出來，今日的現代文明就是始於文藝復興。
那究竟中國的傳統的人文精神與西方有何不同？為甚麼人文精神的復興會成為近代西方發展的強大動力，諸如資本主義、民主政治、法治制度，以及實驗科學都由此而產生。反觀古代中國，在人文精神土壤上長成的卻是禮治社會、賢人政治。所以當我們高唱要用古代的人文主義精神來解決今日社會的問題時，也需要對此作一深刻思考。
以下先就古代人文主義精神如何在人際關係及政治上展現作一說明。

一、禮治社會

傳統中國的人際關係是建基於「五倫」，即父子、兄弟、夫婦、君臣及朋友，社會整體關係都是以家庭為中心發展出來的，君臣只是父子關係的延伸，朋友也是兄弟關係的擴充，根據許倬雲先生的看法，中國的社會組織是以親緣觀念來建立的，「五倫」正正顯示了「親親」的關係，許先生是從地理、經濟的角度來說明親緣觀念的確立，以相對於西方兩河文明以來的地緣觀念[1]，但孟子說「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2]所以從傳統儒家的角度來說，五倫的建立並非只是環境使然，是先賢對「別於禽獸」的人的價值之自覺，禽獸族群沒有倫序關係，只憑動物本能(獸性)來相處，而五倫關係則彰顯了人性，故楊、墨提出「為我」、「兼愛」的觀念，孟子便斥之為「無父無君，禽獸也」[3]。
若獸性是自然的，那人性便是非自然的，人文主義精神就是要在「自然的世界」上建立一個「人文的世界」，但這種看法相信很多人會反對，余英時先生就曾主張五倫關係有兩個互相關聯的特點，「第一是以個人為中心而發展出來的……。第二是強調人與人之間的自然關係」[4]。關於第一點後文再討論，至於第二點，就君臣一義的非自然關係，余先生已有點不能自圓其說，[5]其實中國哲學講「天人合一」，正是因為「天」、「人」分殊才追求合一，若「人」便是「天」，便無須再合一了，同時「人」高於禽獸的地方，也不在於天性，而在於後天自覺的修養功夫。
那為甚麼大部分儒家學者仍強調人性本於天命？我相信這是出於對事物本體的執著，儒家思想其實是傾向於實用理性，是一種現實主義，但「人性」若欠缺超越的價值根源，便會顯得淺薄，於是孟子所說的「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者則知天矣」[6]，便成為新儒家學者認為儒家思想具有超越性的依據，但不同於西方宗教的外在超越，儒家是一種內在超越，[7]孟子的四善端便為內在超越提供了一個平台。郭店竹簡〈性自命出〉也有此幾句：「道始於情，情生於性」，「性自命出」，「命自天降」，湯一介老師這樣解釋：「人道（社會的道理、作人的道理）是由於人們之間存在著情感開始而有的，人的喜怒哀樂之情是由人性中發生出來的；人性是由天命給予人的（人性得之於天之所命），天命是“天”所表現的必然性和目的性。」[8]
新儒家雖然找到超越的依據，但先秦儒家的人文精神仍突顯在孔子所說「天道遠，人事近」的思想上，甚至孟子所說的四端也有待後天的努力發揚，「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9]，重點在於人「存」、「養」的功夫，否則這人禽之辨的「幾希」[10]一點，也不能作為君子「成聖」的保證。
五倫關係不但維繫著傳統社會的秩序，也是人別於禽獸、高於禽獸之所在，[11]所以五倫關係的維持必有賴於人的道德自覺，而「禮」便是五倫關係的外在依據。「禮」作為一種見諸文獻的行為規範是外顯的，但守禮又必基於自律，因為對人具有價值自覺的肯定，禮所強調的是一種「高階」的道德要求，要求成仁成君子，孔子說：「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12]「人如不仁如禮何？人如不仁如樂何？」[13]所以蒙培元先生認為「孔子的人學應當是仁與禮的統一，二者不能分離。」[14]於是在五倫關係中，仁便是其內在的德性，而禮便是其外在的形式，一個充滿道德而和諧的社會便依此建立起來。

二、賢人政治

在政治上，先秦儒家主張「仁政」、主張「德治」。何謂「仁政」？蕭公權先生這樣說：「孔子論政，以仁為主。孟子承其教而發展為『仁心』『仁政』，……仁心之起，原於性善。……而仁心乃人類之所共有。聖賢之所以異於凡人者在能培養擴充其本性之善。君子之所以異於小人者在其能擴充『不忍』之範圍。仁心發展，見於行事，則為『推恩』。仁政者以不忍之心，行推恩之政。小則一國，大則天下。始於親親，極於愛物。」[15]從蕭先生的看法可見「仁政」本於「仁心」，亦是儒家對人善性的肯定，並突顯其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但這裏對聖賢與凡人，以及君子與小人作了二分法，即前者才有存「仁心」，行「仁政」的能力，後者只會被統治，孟子勞心者、勞力者的劃分亦有類似的意思，這便是古代儒家所崇尚的賢人政治的核心思想。
既行「仁政」，就必以「德治」。所謂「德治」，可就兩方面來說，一是對統治者的品格要求，另一是針對統治者的統治方法而言。首先儒家要求統治者具備高尚的品德，如上段所言，能達到聖賢、君子的境地；其次，要以德服人，不以力屈人，孟子說：「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國大。以德服仁者王，王不待大。」[16]孟子本是針對春秋時代行霸政的諸侯來說，但對統治者與人民的關係亦可如是觀之。
以上所講其實便是新儒家所強調的「內聖外王」之道，也是〈大學〉中所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儒家所講的賢人政治，其實也就是聖王之治，這與西方古希臘柏拉圖所提出的「哲王」之治有些相似，兩者都認整個政治表現的好壞，統治者的個人素質才是最大的關鍵，不同的只是儒家強調的是品德，而柏拉圖所重視的則是理性。
賢人政治是充滿「人治」色彩的管治理念，若不是對人性、人的價值高度肯定，相信人具有高度的道德自覺能力，便不會將所有權力交予一個統治者，而沒有強大的監察機制。相比於西方「法治」社會，他們對人性並沒有如此樂觀了。他們寧願相信法律制度，而不相信「人」，正如張灝先生所說，這與西方文化中的幽暗意識有關，「幽暗意識造成基督教傳統重視客觀法律制度的傾向。人性既然不可靠，權力在人手中，便很容易『泛濫成災』。大致而言，歷史上解決權力問題的途徑可分兩種，一種是希望執掌權力的人，透過內在道德的培養，以一個完美的人格去淨化權力。另一種是求制度上的防範。」[17]很明顯西方社會便採用種種法律制度，對統治者運用權力進行嚴密的監督。反觀中國，儒家對統治者的能力、品德充滿信心，這些監督對統治者來說反而成了一種不信任的侮辱，所以便不需要了。

總結

在傳統儒家思想的人文主義精神影響下發展的禮治秩序及賢人政治，明顯與今日的法治與民主制度不同，甚至會妨礙後者的發展，使中國遲遲不能進入現代化，與國際間普遍認同的價值觀念接軌，究竟兩者有何不同？
首先，如余英時先生所說，五倫關係是以個人為中心發展出來，於是在社會上，人與人的交往便構成大大小小，無數的中心，如果每個人都能成聖，靠禮治，強調每個人的自律，引發他們的知恥心，這當然是一個理想的世界，但可惜事實上人性並不完美，強調每個人都具備高超道德的人文主義精神，最終只會妨礙作為規範每個人的行為的法治制度的確立，而使社會上充斥著「自我中心主義」。關於這一點，費孝通先生有深入的分析，他說中國社會的人際關係是一種差序格局，而西方社會則是團體格局，前者講發自自我的「親親」關係，著重人道德的發揚，而後者才重視規定彼此權利與義務的契約精神，著重法則的規範。[18]
其次，賢人政治的思想亦妨礙了民主政治的出現，聖王之治是一種精英主義，與柏拉圖所主張的哲王之治一樣，都是不相信一般大眾的能力，認為他們沒有參與政治的資格，而民主政治強調的就是大眾參與，所以兩者是有抵觸的。有不少人認為民主選舉目的是「選賢與能」，兩者並不衝突，但我們不能忽略，肯定「選賢與能」的能力來自大眾的智慧才是民主選舉的真義。
最後，中西的人文主義精神有何差別？借用龐樸先生的一段話：「中國的人文主義，與西歐的人文主義相比，有一個根本的不同點，那就是，二者對於人的理解，頗有差別。」[19]簡言之，中國的「人」離不開宗族，「人」被束縛在家族倫理中，維繫整體家族關係的道德能力得到充分的強調；與之相反的，西方近代的「人」就正力圖擺脫宗教的束縛，重新建構個人的價值，將個人的能力解放出來，所以中國的人文主義充滿集體意識，而西方則是個體的解放，法治精神和民主制度只有在個人主義的彰顯下才能得以建立。
[1] 許倬雲〈中國文化的發展過程〉，p.p.7-9,17-19，中文大學出版社。
[2] 見〈孟子‧滕文公上〉。
[3] 見〈孟子‧滕文公下〉。
[4] 余英時〈內在超越之路〉，p.p.30-31，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5] 余英時〈內在超越之路〉，p.31，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6] 見〈孟子‧盡心篇〉。
[7] 余英時〈內在超越之路〉，p.p.12-13，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8] 湯一介〈釋「道始於情」〉，可參考「中國文化書院」網頁：http://www.iafcc.org/xinzuo/tangyijie01.htm
[9] 見〈孟子‧盡心篇〉。
[10] 見〈孟子‧離婁下〉。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11] 關於「人禽之辨」與五倫關係的看法，可參考唐君毅先生〈與青年談中國文化〉一文。
[12] 見〈論語‧陽貨〉。
[13] 見〈論語‧八佾〉。
[14] 蒙培元〈蒙培元講孔子〉，P.77，北京大學出版社。
[15]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p.p.87-88，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印行。
[16] 見〈孟子‧公孫丑〉
[17] 張灝〈張灝自選集〉，p.5，上海教育出版社。
[18] 費孝通〈鄉土中國〉，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19] 復旦大學歷史系編〈中國傳統文化再檢討〉，p.57，上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