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伯夷列傳中「怨」的問題

談伯夷列傳中「怨」的問題

史記一書為中國正史之始，由此開創了紀傳體史書的體裁，其在史學上的地位及價值固然是毋容置疑的，然而在文學上的貢獻，也能使「沒有史詩為遺憾的中國古代文壇依然令人覺得燦爛而可以自傲了」。[1]
作者司馬遷以撰寫史記為一生志業，早年便已周遊天下，到各地收集歷史資料了，[2]當然這一來是為了秉承父親司馬談的遺命，繼承史官之職，二來也是為了「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3]而最後能「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4]由此可知史記並非一部純粹敘述史實的書，是有其偉大的文化使命及作者本人的「言志」目的。因此要閱讀史記，便不能不先對司馬遷的際遇有所了解，這也是史記歷來毀譽之由來，推祟他的固然說「成一家之言」使「史料走向史學」，[5]但同時這也是令司馬遷不時破壞自訂的體例，在敘事中夾雜太多的議論，前者有孔子世家、項羽本紀，後者則有伯夷列傳為例，司馬遷雖然為此作了解釋，但若不是自知「破例」，又何需解釋。[6]
本文想就伯夷列傳的記載探討一個問題，即伯夷是否有怨？近代學者張京華曾說「〈伯夷列傳〉的傳主是伯夷和叔齊二人，但史迹只有一事，今排版多作一段。全篇共計788字，自「其傳曰」以下爲史迹「正文」，僅218字。「正文」前後全爲議論，計570字，超出「正文」一倍以上。全篇引用孔子之語四處，謠諺四處，賈誼之語一處，議論輾轉反復，而終之以疑問。後世「正史」之中，此類傳記文章實爲絕無僅有之作……」，[7]根據此說，伯夷列傳是議多於敘的，那是否有怨的問題便不能只從伯夷身上探得答案了。

一、伯夷是否有怨？

在談論此一問題之前，我們先要弄清楚一件事，即問題本身是否成立，我認為很多前輩學者在析論伯夷列傳時，都普遍忽略了一個基本前題，即伯夷其人、其事是否真正存在於過去的歷史上，此涉及伯夷列傳的史實價值，因此，當我們討論伯夷列傳時，不能忽視這一個最先前提，若這前提是否定的，那根據前提所作出的推論，就值得商榷了。
關於伯夷列傳的考證，其實早在宋朝王安石、葉適時便開始了，到明朝時，王直有伯夷十辯，王褘有考定伯夷傳，後來梁玉繩更綜攬各家之說，辨伯夷列傳所載俱非，有十不可信[8]，而日人瀧川資言(即瀧川龜太郎)在〈史記會注考證〉中，引用梁玉繩之說，而沒有置評，可見他亦默取了梁氏之說。
由前人的考證中，可知伯夷列傳的史實價值是大有問題的，我們若站在如此不穩固的基礎上，來討論伯夷是否有怨，豈不是緣木求魚？從另一方面來說，就算伯夷是真有其人、其事，我們也無法，亦不能從司馬遷的伯夷列傳中來論斷伯夷是否有怨，因為一來傳中有關伯夷的記載實在太簡短，二來此傳大致上只著重主觀的議論，而忽略客觀的敘事，所以實不算是一篇記載歷史的文章，只能算是一篇議論文。
伯夷列傳雖然號稱為傳，但全文中議論部分多，而敘事部分自「其傳曰」起，僅得百餘字，以這麼少的字句和資料，能足夠為一個人立傳嗎？而且其書法格式，亦有別於正格的列傳，凡列傳起首例為「某人者，某地人也」，但伯夷列傳一開首，卻先發出「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一大段議論，所以無論就內容式格式來說，我們都不能以傳來看這篇文章。我們甚至可以說，司馬遷本人亦不是以歷史精神來寫這一篇文章，以「其傳曰」三個字來說，司馬遷很巧妙的用這三個字來作敘事部分的開頭，顯然是想逃脫對該段敘事部分所應負的責任，等於告訴讀者，凡該敘事中有所錯誤或與事實不符的，都與他無關，只錯在那些「傳」吧了。[9]
連寫此傳的司馬遷也沒有明確的肯定伯夷事跡的嚴格可靠性，而我們卻集中注意力來論伯夷是否有怨，豈不是很可笑嗎？那我們會問，既然有關伯夷事跡的資料是這麼缺乏和不可靠，司馬遷為何還要寫伯夷列傳呢？
司馬遷不但為伯夷立傳，並且置於列傳之首，當然是有其目的，前已說過，司馬遷寫此傳實非僅傳伯夷，他是想藉伯夷的事跡與遭遇來明志操和抒發自己悲憤的情懷，「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10]這是司馬遷寫伯夷列傳的第一個目的，他鑑於「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而「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11]，因此他提倡以「禮義防於利」[12]，所以伯夷事跡雖近於傳聞，不大可靠，他也要為伯夷立傳，來讚揚他的「奔義」，以明志操。另外，他的第二個目的，其實應該算是動機，就是抒發自己悲憤的情懷，據李長之先生的推測，伯夷列傳應是作於司馬遷受刑之後，[13]而且傳中所表露的意念情緒，亦與報任少卿書及自序甚為相似，所以說伯夷列傳與其說是為伯夷立傳，無寧說是司馬遷在為自己叫屈了。同時也有些學者說伯夷列傳實是列傳的總序，此說亦非無所據，「巖穴之士，趣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14]此段豈非是說明了寫列傳的動機與目的嗎！
綜合以上的理由，伯夷列傳無論是司馬遷為了明志操，或是抒發自己悲憤的情懷，或甚至只是一篇列傳的弁言，而其不是真正要為伯夷立傳的意向則甚為明顯了，所以從此篇列傳中，我們實無從得知伯夷是否有怨，就算我們要論這篇文章是否有表露怨意，也只能問司馬遷是否有怨。

二、司馬遷是否有怨？

伯夷列傳中所表露的意念情緒，既然與自序及報任少卿書甚為相近，那談論司馬遷是否有怨時，實不能忽略這兩篇文章，我們就先從自序及報書中探討，然後再回到伯夷列傳吧。

「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太史公自序。
「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太史公自序。

由此觀之，司馬遷能無怨嗎？「是余之罪也夫！」這等於是他的叫冤及抗議，很明顯他是有怨，他怨在上者對他的冤枉及判罪，因此他「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而要寫史記來發洩自己的冤屈和悲憤。

「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抑鬱而無誰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報任少卿書。
「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壹言。……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僕又茸以蠶室，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為一二為俗人言也。」報任少卿書
「要之，死日然後是非迺定。」報任少卿書

在報任少卿書中，一開首他便將自己關起來了，他怨嘆自己已無知己，甚至無朋友，「是以抑鬱而無誰語」，他多孤獨，他以為天下人已將他背棄了，他能無怨嗎？另外，他懷著「拳拳之忠」，卻「卒從吏議」，而且因「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而「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壹言」，最後終遭了腐刑，司馬遷不能無怨，他怨平日所交的朋友，甚至怨當時社會上的人，「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他所受的打擊實在太大了，悲傷也到了極點，他更怨天下人不明是非，所以他說「要死之日，然後是非迺定」，他所祈望的，除了史記外，便是死後，自己的冤屈能得到平反。
其實司馬遷自遭李陵禍後，便已心懷悲怨之情，所以在寫伯夷列傳時，亦不其然表露出一種疑惑與怨憤。

「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伯夷列傳

很明顯這裏所指的「操行不軌，專犯忌諱」的人，是司馬遷暗罵在李陵一事，那些「全軀保妻子之臣」[15]面「擇地而蹈之時然出言，行不中徑，非公正不發憤」的人，當然是暗喻自己，但前者「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而自己卻反遭了腐刑，他能不怨嗎？他甚至對「天道」也產生疑惑了，他要問「天道」真的是「常與善人」嗎？我們要清楚這問題是司馬遷提出的，他若是無所怨，也不會向天追究責任了。
另外，關於伯夷所歌的那首「採薇歌」，根據梁玉繩的十不可信中，第九不可信曾說：「史公偶得一詩，而漫屬之夷齊，毋乃類是，其不可信九已。」[16]其實關於這首「採薇歌」，經後人的考據，也多說不可能是出於伯夷之口，只可能是伯夷以後的人偽作，那麼司馬遷將它附於伯夷列傳中，與其說是他的大意，無寧說是他別有成見了，因為他自己有怨，所以他不能不懷疑伯夷無怨，而他惟一能證明伯夷並非無怨的，就只有這首「採薇歌」。所以伯夷列傳中的怨，不在於伯夷，而實在於執筆者的司馬遷。

[1] 李長之〈司馬遷的人格與風格〉，頁2，漢京文化事業出版。
[2] 史記太史公自序載「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巵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
[3] 史記太史公自序。
[4] 司馬遷〈報任少卿書〉，見漢書，卷26。
[5] 徐復觀著〈論史記〉，原載大陸雜誌，卷55，第5期，頁11
[6] 有關史記的夾敘夾議特色，可參看張京華的〈子家司馬遷與史家司馬遷〉一文，
網址http://www.confucius2000.com/poetry/zjsmqysjsmq.htm
[7] 同註6
[8] 瀧川會注本史記，伯夷列傳。
[9] 據王叔岷先生的斠證，「其傳曰」所指的「傳」，應該是莊子讓王篇、呂氏春秋、韓詩外傳及其他的一些雜記。
[10] 瀧川會注本史記，太史公自序。
[11] 同註10
[12] 瀧川會注本史記，平準書。關於註11中所說的「皆失其本已」的「本」是指甚麼，及司馬遷對義與利所持的態度，可參看阮芝生先生的一篇文章──試論司馬遷所說的「通古今之變」，原載於沈剛伯先生八秩榮慶論文集(一九七六年十二月)。
[13] 李長之先生著〈司馬遷的人格與風格〉，頁188。漢京文化事業出版。
[14] 同註8
[15]司馬遷〈報任少卿書〉，見漢書，卷26。
[16] 同註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