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語言失效之後，仍忠誠地說話

 

在語言失效之後，仍忠誠地說話

──布朗肖與災厄之語的倫理

語言崩塌的現場，不是歷史的斷裂，也不是情感的崩潰，而是書寫本身所導致的幽靈性空間。當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談論書寫，他從不談意義或表達，而談失效、距離、退卻，以及那「無法說出卻仍說出」的執念。

對布朗肖而言，語言從來不是中性的工具，而是一場災厄的現象學。災厄（le désastre）不是指具體的悲劇，而是一種語言與存在之間裂縫的顯現。在這裂縫之中，主體不再是能主宰語言的創造者，而是被語言召喚、耗損、抹除的殘留。

當我們書寫時，以為是在表達內在的經驗，捕捉真實，塑造意義。然而在布朗肖的世界裡，書寫並非通向存在的橋樑，反而是與存在的無限錯過。語言使我們遠離經驗，遠離「我」，遠離那原初的沉默。每一個句子，都是一道挫敗的痕跡；每一個書寫的行動，都是一次災厄的重演。

如果這是語言的本質，那麼，為什麼還要書寫？

布朗肖給出的，不是目的的回答，而是一種倫理的姿態。他說：書寫者是那個明知無法抵達仍繼續前行的人，是那個在語言已死的現場，仍選擇留下來守靈的人。這種忠誠不是英雄式的反抗，也不是尼采式的強力肯定，而是一種無主體的、匿名的堅持——忠誠於語言的崩潰，忠誠於不可說的現場。

這種忠誠與「快樂」無關。加繆曾說：「我們必須想像薛西佛斯是快樂的。」但布朗肖拒絕這種虛構的救贖。他筆下的書寫者，更像是無法說出之物的殘餘證人，他不尋求勝利，不期待被理解，不渴望完成。他只是書寫——不為他人，也不為自己——只是因為語言仍在退卻之中發出召喚，召喚那個書寫之人前來見證其破碎。

因此，布朗肖的書寫是一種向語言之災的服從，不是投降，而是一種極端的誠實，一種不再裝作語言可以完成什麼的堅持。他讓語言說話——即使它說出的只有自己的空洞。

在語言失效之後，我們仍忠誠地說話。
不是因為我們相信語言能改變什麼，
而是因為我們不願在語言瓦解時逃離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