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之後的空場：拆毀與重建之間的媒體政治真空

 批判之後的空場：拆毀與重建之間的媒體政治真空

——對杭士基媒體理論的哲學性反思

Noam Chomsky 在《製造共識》（Manufacturing Consent）中與Edward Herman合作，提出了著名的「宣傳模式」（Propaganda Model），揭示主流媒體如何在看似自由競爭的新聞市場中，潛移默化地維護特定權力結構。他們指出，五大過濾機制——企業所有權、廣告收入、菁英消息來源、打壓異見聲音、反共/反敵意識形態——共同建構了一種制度性偏見，使得媒體成為「權力的傳聲筒」，而非民主的監督者。

這套模式揭示了媒體如何不是對真實的透明窗口，而是再現權力與意識形態的工具。它無疑具有強烈的批判力，也在冷戰與新自由主義高漲時期為學界提供了抵抗的話語資源。但你指出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這種批判拆解之後，留下的是什麼？如果媒體的合法性與信任全面瓦解，我們還剩下什麼民主工具？

一、解構的勝利與重建的沉默

杭士基與其傳統左翼批判者有一個共通傾向：善於揭露，但不善於構建。他們可以指出權力如何透過語言、敘事、資訊的結構潛移默化地塑造共識，但在被問及「如果不這樣，那應該怎樣？」時，通常只能退回一種高度理想化、卻實踐困難的自由辯論空間——一種假設所有人都能理性對話的公共領域，卻無視現實中知識不對等、資源不對稱的困境。

這種批判若未能提出可行的重建計劃，最終只會帶來媒體的不信任真空。這個真空不是中立的，它往往被極端主義、陰謀論、民粹反智所填補。這正是當代資訊政治的核心困境：信任的喪失沒有轉化為覺醒，反而成為去中心化的失控狀態。

二、媒體的解構能否成為民主的資源？

媒體雖然代表利益，但正因為存在不同媒體之間的利益競逐，才可能形成互相制衡，構成某種市場式的民主空間。這個觀點可說是自由主義對左派媒體批判的最具力量的回應：既然所有言說都有立場，那麼讓立場競爭、讓受眾判斷，反而才是最務實的自由保障。

從這角度看，杭士基所主張的媒體去神聖化（demystification）確實重要，但他的批判本身也需要接受批判：在拆解主流媒體的過程中，是否也拆解了大眾對集體真實感與知識共識的最後一絲信任？而這種信任崩潰後，替代方案是什麼？社交媒體？部落客？極端主義新聞頻道？抑或回到個人感受與主觀世界？

如果無答案，那麼媒體的批判就變成了對民主的消解，而非促進。

三、從語言生成到政治生成：語言的二重角色

Chomsky 作為語言學家所提出的語言生成理論，是一種認為語言是內在能力的觀點。但這樣的語言觀在政治層面其實面臨困境：如果語言只是先驗心智的能力，那麼政治語言的社會建構性就被弱化了。

反觀德里達、傅柯或拉岡，他們認為語言是「他者的結構」，是政治與社會力場的交會點。這樣的觀點能讓我們理解媒體語言如何不僅反映現實，而是共同製造現實，並塑造我們對可說、可思、可感之事的邊界。

也因此，媒體不應被理解為「事實與虛構」之間的通道，而是語言權力的發電場。我們不能逃避它，也不能完全拆解它，而是要學會如何介入、識讀與重構它。

結語：不只是警覺，更是參與

媒體不會沒有立場，這是常態；而受眾的選擇權才是重點。與其追求不存在的「中立媒體」，不如強化公民在判讀、比較、分析、質疑上的能力。

因此，批判杭士基不是否定他的貢獻，而是指出他批判之後所留下的空場需要新的倫理學與行動策略來填補。在資訊泛濫與信任崩潰的年代，真正的公共責任，不是去除立場，而是公開立場、交錯聲音、維持對話的可能。

這才是民主語境中「媒體政治」的倫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