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杜威與哈巴馬斯看教育分流的必要性

 從杜威與哈巴馬斯看教育分流的必要性

當代教育體系在全球多數地區面臨一個普遍的挑戰：教育過度集中於通往大學的單一路徑，將所有學生標準化地推向同一方向，無視個體多元的興趣與能力差異。尤其在亞洲國家，這種現象尤為突出，基礎教育往往淪為「大學入學考試的準備場」，使教育偏離其本質使命，即培養適應生活的公民與促進民主社會的持續發展。從杜威與哈巴馬斯的教育與民主哲學出發，我們可以對教育分流的必要性進行更深刻的理論反思。

約翰·杜威的教育觀核心在於教育即生活，他強調教育不應是僅僅為未來某一階段做準備，而是生活當下的一部分。教育應該使學習者能夠在具體的社會情境中解決問題，培養合作精神和公共參與的能力。這種強調生活經驗和問題解決的視角，天然排斥了將教育簡化為單一的學術準備。杜威關注的是教育與社會的實際連結，並主張教育必須回應學生多元的生活需求與能力發展。由此觀之，教育分流不僅是合理的，且是對教育本質的回歸。不同的分流路徑能讓學生根據自身興趣與能力找到適合的成長環境，避免單一路徑的壓迫，並促進整體社會的多元與活力。

另一方面，哈巴馬斯的公共理性理念強調民主社會中理性溝通的基礎，要求公民在公共討論中能夠運用知識與論證，推動共識的形成。這意味著，不論教育走向哪種分流路徑，批判思維和公共參與意識的培養必須成為普遍課程，保障所有公民具備理性對話的能力。教育分流若成為知識與理性教育的斷層，將削弱民主制度的基石，使某些群體被排除於公共理性的實踐之外，形成知識與權力的不平等。哈巴馬斯的理論因而提醒我們，分流雖必要，但其設計不能忽視教育的公共性與民主責任。

將兩者結合，教育分流的合理性與必要性不僅來自於對個體差異的尊重，也來自於對民主社會持續性的考量。杜威為分流提供了實踐基礎，讓教育回歸生活、回應多元；哈巴馬斯則為分流設置了理性與公共責任的底線，確保無論分流如何，都不會破壞公共理性的建構與民主的基礎。如此，教育才能既維護多元發展，又促進社會整體的共識與合作。

亞洲教育長期被升學壓力所綁架，忽視了這一點的結果是學生被單一標準框架，忽略個體的潛能與興趣，也弱化了公民理性與公共精神的培養。教育改革中的分流議題，不應只是技術層面的調整，而應根植於杜威與哈巴馬斯對教育本質和民主社會的深刻理解。唯有如此，教育才能真正實現其培育全人、促進民主的根本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