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看李後主

從「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看李後主

論李後主的詞，大家必然會想到王國維先生，因為他在其名著《人間詞話》中，對李後主的詞作出了高度的評價，他說：「溫飛卿之詞，句秀也。韋端己之詞，骨秀也。李重光之詞，神秀也。」又說：「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他繼之又將詩人分為兩類，一是客觀之詩人，另一是主觀之詩人，他說「客觀之詩人，不可不多閱世。閱世愈深，則材料愈豐富、愈變化，……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真」，而李後主正是他所說的主觀之詩人，因為李後主「故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是後主為人君所短處，亦即為詞人所長處。」王國維認為「詞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1]以上的推崇和讚美，後來的學者大致上都會認同，甚至在評論李後主時，每每都會引用，但《人間詞話》中還有這一句：「後主則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2]大多數學者對此一評價都持抗拒的態度，感到難以接受，甚至不屑於提出詳細理據作出批評，他們覺得李後主作為一個亡國之君，與宗教精神領袖的釋迦及基督風馬牛不相及，如何能相提並論。
海峽兩岸的學者，不管政治立場如何不同，對王國維此看法都提出了質疑。在五十年代中期，內地學者曾為如何評價李後主的詞展開了一場爭論，主要話題都圍繞著李後主的詞是否有「愛國思想」、有何「階級屬性」等等，雖然討論過程充斥著馬克思思想的教條主義及政治的意識型態，但也不應抹殺某些學者的真知灼見，其中如楚子及何其芳先生，他們都能盡量從文本出發，對李後主的詞作出客觀的評價，如楚子就認為李後主「善於抓住內心中瞬息萬變、錯綜複雜的情緒，抓住周圍現實的各種印象，而概括地使用精確、簡練的語言把它表達出來。」[3]何其芳則對李後主詞的內容作了分類，大致上還是肯定了他的藝術成就及表現出的真實情感，但「至於王國維說李煜『儼然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那更是無稽之談」[4]。內地學者始終不能擺脫意識型態的枷鎖，李後主是一個君主，階級決定了他的本性，無論他的詞多麼好，在思想上一定是有問題的。所以這不屬於理性討論的範圍，而是一個信仰問題，只要李煜變成一個平民，他的詞才能具有較高層次的情感。
海外有些學者卻從另一角度看這個問題，首先葉嘉瑩是比較接受的，她認為這個說法很妙，她解釋說這只是一個借喻，「就是我們每個人都有我們的悲哀，都有我們的痛苦，都有死生離別，而李後主把我們所有的人類的悲哀都寫出來了，這是王國維的比喻的意思」，「因為後主詞中所表現的雖然只是他自己的悲哀，但卻包容了所有人類的悲哀」。[5]葉嘉瑩認為李後主縱情酒色，耽於逸樂以至於亡國，本身就有罪，如何擔荷人類的罪惡，所以她從罪人的悲哀出發去看待李後主的詞。在此有一個問題需要解決，究竟我們應如何理解「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呢？吳森的看法可能讓我們比較清楚反對的人如何理解這句說話。
吳森也是不同意王國維對李後主作此一評價，他認為「這句話拿來頌揚杜甫是最適合不過了。」因為杜甫的詩「描述人的苦痛，是真純的惻隱之心的流露，儼然有大乘佛教中菩薩的心腸」，[6]他舉了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最後幾句為例：「安得廣夏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的確相比李後主亡國後的詞，如《破陣子》：「一旦歸為臣虜，沈腰潘鬚銷磨，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垂淚對宮娥！」雖然前者破屋，後者亡國，情況不同，但悲哀一樣深刻，杜甫卻表現出悲天憫人的情懷，而李後主則只自憐淒慘景況，所以在吳森看來，所謂「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應該就如杜甫一般，能具有仁心，能「脫離個人環境的圈子，而是對一般貧苦大眾的同情心。」汪靜之先生也是這樣形容杜甫的，「子美是一個熱血的人，是一個至情至性的人，極富於同情心。他的同情心的偉大可以震動天地，可以使我們心驚，使我們欷歔泣下！他忠君憂世很像屈原。能克己，能犧牲。」[7]換言之，釋迦、基督所代表的應是一種捨己為人之心，釋迦高舉「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捨己普渡眾生的精神，基督則為世人贖罪而被釘上十字架，他們都具有犧牲自我的崇高理想，反觀李後主就好像沒有了，所以王國維不是胡說八道，就是對李煜過譽了。
難道王國維真的說錯了嗎？其實這句話尚有前文的，全句是「尼采謂『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後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詞亦略似之。然道君不過自道身世之戚，後主則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8]前段通會被人忽略，王國維是引用尼采在《蘇魯支語錄》的一句說話，何謂「血書」，是指用血寫成的文字，尼采其實是在說作者和讀者的關係，他認為好的作品都應用血寫成，「血便是精義」，即是出自心血，出自內心，出自精神，出自真誠，尼采認為「誰寫着心血，寫着格言，是不要人讀過便完，卻是要人背誦的」，所以他說：「要懂到旁人的血是不容易的：我憎恨好讀書的書獃。」[9]王國維是將李後主的詞提升到不是「看過便完」的「詩餘」，他認為這是真誠的作品，不同於《金荃》、《浣花》，其精義在於在詞內容的精神層面，此即所謂「神秀」，而不在於溫的文句綺靡，韋的骨架分明，即所謂「句秀」及「骨秀」，所以他才有李後主「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的斷語。
其實王國維真正欣賞李後主的是其情感的真實流露，此種情感無論在李後主詞的前期和後期都曾出現，葉嘉瑩說：「莫道風格異，真情無改是詞心。」[10]此可以是前期宮中宴樂之歡，與大小周后調情之樂，也可以是後期亡國之哀傷，但都能在其詞中真情顯露，「不隔」於讀者，所謂「不隔」亦是王國維詞論中一個重要的概念，他認為詩詞有「隔」與「不隔」之別，徐復觀先生的解釋很清楚，「不隔的，表現得真而完全；隔的，表現得不夠真，因之也不完全。不隔的作品，可以把讀者引到作者創作時間等的境界，與作者同其感動，與作者同其觀照。」[11]所以「不隔」其實就是「真」，這就是王國維所推崇的。有人會說李後主的詞之所以容易感動人，是與他善用白描手法有關，但我們也這樣看，他所以善用白描，正是因為他真情澎湃，詞句因景「興」而自然生成，不假營造，所以才能直接打動人心，這也是王國維講「不隔」的精義，甚至可以說李後主就是因為太真情，導致他寫了「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的詞句，最終罹致殺身之禍。
最後，還是要回到原本的問題，李後主真實情感的流露是否就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如果我們從王國維的思維去理解，這句並不定有捨己為人的崇高道德意義，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的過程是充滿悲苦和憐憫的，他們雖然都是宗教精神領袖，但都是肉身，他們自身透過經歷人類的罪惡和苦難，才能得到解脫和救贖，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中曾有這段話：「故通常之解脫(痛苦)，存於自己之苦痛，彼之生活之欲，因不得其滿足而愈烈，又因愈烈而愈不得其滿足，如此循環而陷於失望之境遇，遂悟宇宙人生之真相，遽而求其息肩之所。」此種解脫「悲感的也，壯美的也，故文學的也，詩歌的也」。[12]所以王國維稱譽李後主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其實是讚揚他詞中流露出真實的情感，這是通過自身的苦難而表現出對人世痛苦的憐憫及同情。
[1] 王國維《人間詞話》，載《王國維文學論著三種》，p.33，商務印書館。
[2] 王國維《人間詞話》，載《王國維文學論著三種》，p.33，商務印書館。
[3] 楚子《李後主及其作品評價》，載《李煜詞討論集》，p.11，作家出版社。
[4] 鄭孟彤整理《關於李煜及其作品的評價問題》，載《李煜詞討論集》，p.128，作家出版社。
[5] 葉嘉瑩《清詞叢論》，p.274，河北教育出版社。
[6] 吳森《情與中國文化》，載《望道便驚天地寬》，p.90，南山書屋印行。
[7] 汪靜之《李杜研究》，p.176，商務印書館。
[8] 王國維《人間詞話》，載《王國維文學論著三種》，p.33，商務印書館。
[9] 尼采著，徐梵澄譯《蘇魯支語錄》，p.34，商務印書館。
[10] 葉嘉瑩《靈溪詞說》，p.89，上海古籍出版社。
[11] 徐復觀《中國文學精神》，p.38，上海書店出版社。
[12] 王國維《紅樓夢評論》，載《王國維文學論著三種》，p.10，商務印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