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即糾纏：從規訓到生成的倫理轉向

 他者即糾纏：從規訓到生成的倫理轉向

我們習慣以「他者」來界定自己。這不僅是語言的慣性，更是歷史、權力與文化共同加諸的視野。從薩依德筆下的「東方」，到傅柯描繪的「瘋子」，再到拉岡鏡像中的「異己」反射，我們的世界是靠著他者的形象才拼湊出主體的輪廓。

然而，這種區分早已植入規訓的話語結構，讓差異被固定為本質，讓距離被誤認為自然秩序。主體的成立，往往以排斥、分類、他化為代價。倫理因此被安置在一種居高臨下的模式中——我與他者之間的關係，是我是否「選擇」施予關懷、原諒或接納。

但若我們採納凱倫·芭拉德（Karen Barad）式的量子本體論，世界的邊界將不再那麼明確。在量子糾纏中，沒有絕對孤立的存在，粒子不是以既有的個體形式出現，而是在觀測、語言、物質實踐中共同生成。這種「內互動」（intra-action）打破了主體與他者、語言與物質、自然與文化的二元結構。

在這樣的視角下，他者不再是既定的外部對象，而是我們共構中的一部分。我們與他者之間不是分隔，而是糾纏。這種糾纏不是浪漫的融合，也不是倫理的包容，而是 ontological 的共責（co-responsibility）：我們從未是「分離後才相遇」的，而是「牽連即存在」。

倫理不再來自對他者的良善意志，而來自這種原初性的交織——在尚未分化為主體與他者之前，我們已在場。責任，不是意志的選擇，而是生成的必然。

這樣的倫理轉向，拒絕規訓性知識對差異的本質化，也拒絕將倫理壓縮為主體的權利與義務清單。相反，它要求我們意識到自身的生成條件：我們不是「在世界中行動的我」，而是「由世界與他者共同構成的我」。

這樣的自我，是空性的，但不是空洞的。正因無自性，才有無限的行動可能。正因無固有邊界，他者才無法被化約為某種符號位置。

我們不再需要尋找一個中心來發聲，也不再需要建立一個新的主體來對抗資本主義或任何霸權。因為真正的抵抗，不是再創一個話語主體，而是始終保留在場的生成性，讓語言不成為鐵律，讓關係不被固化。

這便是從規訓到生成的倫理轉向，一種不從上往下的責任，也不從內往外的解放，而是如同量子般微妙的牽連與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