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的舞台，倫理的主體

 

他者的舞台，倫理的主體

列維納斯的倫理哲學，向來以其對他者（l’Autre）的絕對肯定、對主體中心的批判聞名。他拒絕將他者簡化為認識論中的客體或同理之物，反而宣稱他者是主體存在的根源，是倫理性的召喚者，是不可殺的面容，是責任的起點。這一觀點在當代哲學中開創了倫理轉向，為後現代語境中失效的形上學提供一種新倫理的可能性。

然而，若我們更深入地檢視列維納斯的倫理結構，便會發現一個微妙而根本的張力：他者雖為倫理而生，卻始終未能真正成為倫理的主角；倫理的行動者、敘事者與承擔者，始終是那個被召喚的主體——我。倫理是我對他者的責任，而非他者對我之訴。於是，在列維納斯所鋪陳的那個倫理舞台上，他者退居佈景之後，而主體高踞聚光燈下。

這樣的結構幾乎構成一種悖論：列維納斯力圖解構自我中心的形上學，卻在倫理的框架中，重構了另一種形式的人本主義。只是這次，主體不再是認識萬物的理性主體，不再是創造歷史的能動主體，而是那個被召喚、被質詢、無法逃避地負責的倫理主體。主體不再主動地征服他者，而是被動地為他者承擔一切——甚至「為他人所犯的罪而責備自己」。這樣的轉變無疑是激進的，但它是否徹底？抑或只是從權力中心走向道德中心的轉換？

列維納斯的主體是一個倫理上的悲劇角色。它不是自由地選擇責任，而是在他者面容出現之際，立刻、不可抗拒地被抓住。這種責任並不是義務的計算，不是康德式的普遍法則，而是根源性的呼喚，一種「你不可殺我」的訴求。但這句話本身，卻從未真正出自他者之口；它是主體所聽見的，是他在他者面前產生的絕對回應。在這個過程中，他者始終保持沉默，無面、無語、無聲，彷彿只存在於主體的感知與反應中。這種倫理關係因此是一種非對稱的倫理幻象——他者不是真正的對話者，而是倫理召喚的舞台機制。

若我們從解構主義的角度再讀列維納斯，這種結構的單向性就更為明顯。德希達指出，列維納斯雖然極力將他者設為不可同化的外在性，卻不自覺地將他者神聖化，使他者的絕對他異性變成倫理神學的來源。在這裡，倫理不再是雙向的互動，而是某種由「我」主動背負的命運敘事。他者如同宗教中的上帝，無法理解、無法接近，但始終成為我實現道德的憑藉。如此一來，倫理便不再是他者的實現，而是主體實現其倫理使命的劇場。

這種倫理結構也讓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他者」的價值：他者重要，是因為他使我成為倫理主體；他者值得尊重，是因為他讓我背負起無限的責任。若如此，他者的價值是否已不在於他者本身，而在於他者對主體的倫理觸發？這便導向一種倫理的工具性邏輯——他者不是為了自身而存在，而是為了主體的倫理成就而存在。這樣的結構是否重演了西方形上學中那種將他者邊緣化的圖式，只是以倫理之名重新包裝？

我們當然可以說，列維納斯的確試圖為他者保留一種無法言說的超越性，他明知他者不可被認識、不可被系統捕捉。但他的哲學語言與倫理論述，卻無可避免地將他者納入「我」的責任敘述中。整部倫理建築的焦點，不是他者如何活著，而是我如何在他者面前成為我。

因此，我們或許應該將這場倫理戲劇重新命名：不是「我為他者負責」，而是「他者使我成為可負責的我」；不是「倫理是為了他者」，而是「他者是倫理的舞台裝置，成就主體的倫理敘述」。這種結構並不意味列維納斯虛偽或失敗，而是提示我們：即使在最激進的倫理哲學中，主體的中心地位依然幽靈般潛伏，難以驅逐。

這是否意味我們需要一種真正去主體化的倫理？一種讓他者自己發聲、現身、主導倫理語境的倫理？或者我們要承認，所有倫理終究都無法脫離主體的地位與感受，只能在主體之中想像他者、責任與善？

這些問題，也許只能在列維納斯的哲學餘響之後，在德希達、布朗肖或南希那種非主體的倫理斷裂中，重新打開。但不論如何，我們不能忽視的是：在列維納斯的哲學中，他者雖不可殺，卻也不可說；他者雖高於我，卻始終無法擺脫作為主體倫理劇場背景的角色。

於是，我們只得這樣總結：
在倫理的劇場裡，舞台是為他者搭建的，但登場與謝幕的，始終是主體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