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選擇的幻象與媒體現實的倫理學

 
自由選擇的幻象與媒體現實的倫理學

——在不可能的中立中追尋選擇的可能性

現代社會中最強而有力的承諾之一，是「選擇的自由」。它出現在市場中、出現在政治制度中、也出現在資訊與媒體的消費結構中。然而，當我們試圖追問「選擇是否真實」時，總會觸及到一個更深層的問題：我們所擁有的選項，是誰設計的？它們如何出現？它們是否已經預設了我們的偏好、傾向與行動路徑？

這個問題並不只是後設懷疑，而是整個媒體政治哲學的出發點。它提醒我們：媒體並非真理的傳輸管道，而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建構技術。這不是陰謀論，而是語言與權力結構的深層運作。

反媒體烏托邦：沒有「純淨」語言

我所指出的，是一種反對「媒體潔癖」的立場——即拒絕相信有一種不帶任何權力、不牽涉任何利益的純粹媒體。這個立場不僅現實，也與當代語言哲學高度契合。

從傅柯、德里達到哈羅德·布魯姆、甚至杭士基早期的結構主義語言學，語言從來不是無污染的透明介質，而是一套選擇性濾鏡。每一次報導、每一種措辭、每一段轉播的鏡頭角度，其實都已經建構了世界的某種版本。這些版本是必然帶有立場與傾向的，因為語言是實踐，不是鏡子。

因此，期待媒體「不代表任何利益」是不切實際的，因為媒體存在本身就已經是某種權力場的投射結果。唯一的可能，不是抽離權力，而是在權力的多元之中建立選擇與判斷的空間。

選擇不是無限：自由的悖論

自由意志是否存在，一直是哲學中的難題，但它在當代媒體社會中呈現為另一種形式：我們是否真正在做選擇，還是選擇已經被演算法、偏好建模、語言結構預先設計？

在數位媒體中，「選擇的自由」越來越可能是系統性配置的幻象。Netflix、YouTube、Google、Facebook 提供我們看似多元的選項，但這些選項本身是根據我們過去的行為、社交關係、地理位置與經濟地位精密演算而成的「預測性選擇集合」。這不是沒有選擇，而是被限制、被編排的選擇。

這讓人聯想到薩特與漢娜·鄂蘭對自由的不同詮釋：薩特認為自由在於選擇，即使是在被限制的處境中；而鄂蘭則強調行動本身的能動性——真正的自由在於在意料之外的行動中展現出人之為人的尊嚴與不可預測性。

因此，即使選項有限，我們是否還能在其中創造出新的組合、思路與行動方式？這才是現代社會中自由的倫理挑戰。

媒體的責任與受眾的回應

如果我們接受媒體永遠帶有利益立場的事實，那麼問題便轉向：媒體的責任是什麼？受眾的責任又是什麼？

媒體的倫理不是「去偏見」，而是「揭露偏見的邏輯」。它應該被迫承認自己的位置，而不是假裝是中立的觀察者。真正危險的媒體從不是立場鮮明的媒體，而是自稱無立場的「常識敘述者」。媒體若能承認自身的視角，反而給受眾提供了辨識與批判的空間。

至於受眾，「理性與警覺」是唯一可行的策略。不是要求媒體成為烏托邦，而是訓練自我在雜音中聆聽，在多元中比對，在侷限中行動。這種理性不是冷冰冰的工具主義，而是一種帶有倫理意識與歷史感的文化修養。

結語：選擇不是幻覺，而是一種責任

我們從來不擁有無限的選項，但這不代表我們沒有選擇。就像語言總是被歷史與文化所塑形，我們的行動也總被社會結構所限制。然而，正是在這些限制中，我們才可能構成一種反思性的主體性——不是去追求純粹的自由，而是在複雜的現實中選擇成為一個有責任的理解者與行動者。

換言之：自由不是狀態，而是一種姿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