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作為社會科學的形上基礎——對杜威的批評

 哲學作為社會科學的形上基礎——對杜威的批評

杜威的哲學主張，從根本上是一種去形上學化的嘗試。他對傳統哲學的批評，核心在於它往往脫離經驗與科學方法，陷入抽象推演，無法有效回應現實問題。於是，他重新界定哲學的角色：不是建立封閉的形上體系，而是作為整合科學成果、反思人類經驗、引導社會行動的「智性工具」。在這個框架下，哲學與社會科學的邊界被大幅模糊，甚至哲學在某種意義上成了社會科學的延伸。

然而，這種「社會科學化的哲學」雖然使哲學務實、貼近生活，卻也削弱了它原本的重要功能——為社會科學提供形上的價值基礎。社會科學可以告訴我們經濟如何運作、政治制度如何影響選民行為、教育模式如何塑造社會結構，但它無法單憑統計與經驗數據回答「我們應該追求什麼樣的社會」、「什麼是正義」、「人類存在的目的為何」等問題。這些「應然」的判斷，需要來自形上層面的價值反思。

杜威對價值的理解主要建基於功能性與可行性——價值之所以成立，是因為它能解決社會問題、促進群體合作、維護民主秩序。這種思路雖然實用，但當社會需求、文化環境或政治結構改變時，價值的依據也可能隨之動搖。例如，在危機時期，效率可能凌駕於民主；在經濟衰退時，短期利益可能取代長遠的公共善。如果價值完全依附於當下的功能，就缺乏一種能夠超越時代限制、維持批判與堅持的道德標準。

形上哲學的價值，正在於提供這種超越性視角。它不僅檢視社會科學的假設基礎，也能對流行的價值與制度進行反思——即便它們在經驗上「有效」。例如，社會科學可能會證明某種制度確實提升了經濟增長，但哲學可以追問：這種增長是否建立在不公正的分配上？是否犧牲了人的尊嚴與自由？這種批判的力量，恰恰是經驗方法無法取代的。

因此，杜威式的經驗哲學雖然在民主教育、公共參與等領域做出了重大貢獻，但若完全拋棄形上基礎，它便無法對社會科學與現實政治保持足夠的批判距離。哲學若只是社會科學的整合平台，而不再是價值與意義的奠基者，最終可能變成隨波逐流的技術輔助者，而不再是指引人類文明方向的燈塔。真正成熟的社會反思，需要社會科學的經驗知識與哲學的形上深度相互支撐，而不是取代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