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理癱瘓者：平庸之惡與現代極權的倫理真空

 

倫理癱瘓者：平庸之惡與現代極權的倫理真空

極權的可怕，從不在於惡的規模，而在於人如何在沒有恨意的情況下，理直氣壯地參與了它的實現。漢娜・阿倫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指出納粹官員艾希曼的問題並不在於他異常殘忍，而在於他的平庸：他不是魔鬼，而是個小心謹慎的行政官，順從上級、遵守程序，不帶激情地輸送千萬人進入死亡。阿倫特稱之為「平庸的惡」（banality of evil）。

但這並不意味著惡已被平庸化，恰恰相反，這揭露了一種更深層次的恐懼：惡不再需要動機、不再需要仇恨，甚至不再需要主體性的選擇。它只需一群不思考、不回應的倫理癱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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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當惡不再需要動機

對阿倫特來說，艾希曼的問題不在於「邪惡」，而在於他不思考。他沒有進行真正的判斷，他只是將命令視為中性的執行。他從未與自己對話：「我這樣做是否還能與我自己共處？」因此，她在《心智生活》中強調，蘇格拉底式的自我對話是防止惡的最後防線。

但這條防線也許早就崩潰了。今日的極權社會不需要說服人去恨誰，也不需訓練他們去殺誰，只需訓練他們**如何服從、如何沉默、如何表態。**這不是惡的動機問題，而是倫理機能的失效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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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列維納斯與「回應他者」的倫理能力

伊曼紐・列維納斯拒絕將倫理建立在抽象的規則或義務上，對他而言，倫理始於他者之「臉」的臨在——一種不能忽視、不能迴避的他者性：

「他者的臉命令我：你不可殺我。」

但現代極權的特徵，正是將臉變成數字，將呼喚變成背景雜訊。於是，在這種制度訓練下的人，即便面對活生生的痛苦，也毫無感應。他們不是不願承擔責任，而是喪失了承擔的能力。這種倫理癱瘓，不再是主觀惡意，而是感官與語言的消失。

就算他承認是加害者，他仍會執行任務，因為這對他而言不具意義。這正是列維納斯所言：這些人無法聽見他者的召喚，因為他們從未與他者建立倫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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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傅柯：權力如何製造無倫理的身體

為什麼人會變成倫理癱瘓者？米歇爾・傅柯的權力理論提供了一個結構性解釋。他在《規訓與懲罰》中指出，現代權力不再透過公開處決來維持秩序，而是透過規訓、內化與角色化，製造「服從的身體」。

現代官僚、軍人、工人、公務員，在制度的話語訓練下，逐漸將自己視為功能而非行動者，他們說：

• 「我只是紀錄數據的。」
• 「我是根據程序來做的。」
• 「這是上級的決定，不關我事。」

這些話語不是藉口，而是一種語言上的去倫理化。人們的行為與他者斷裂，與責任斷裂，也與自己斷裂。這種主體的去化，是現代極權的關鍵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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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倫理的崩潰，不是選擇錯，而是回應不能

我認為「不承擔倫理責任的人，是沒有回應他者召喚的能力。」

這與其說是道德墮落，不如說是倫理感官的死亡。這種人不是拒絕選擇，而是根本沒有能夠進入倫理情境的結構。他的存在被壓縮在角色裡，他的語言被簡化成職責，他的判斷被統計替代，他的選擇被流程控制。

這樣的他，或許就是極權時代的「正常人」；也或許，是惡的最理想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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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在無痛的世界中，惡正在無聲擴散

當我們以為惡會以仇恨之名降臨，會以野蠻的暴力襲來，我們錯了。真正的惡，不再需要激情，不再需要暴怒，只需要你低頭、照辦、沉默。

阿倫特說，「最大的惡不是出於惡意，而是出於對思考的放棄。」但在你看來，這不只是思考的放棄，更是回應的不能，是倫理關係的失能，是人被做成倫理空心的結構。

這是我們時代的最大危機：不是無道德，而是無他者；不是不判斷，而是不需判斷；不是選擇惡，而是失去選擇的條件。

倫理癱瘓，不是人性墮落的結果，而是制度與權力有意為之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