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沉默成為罪：語言與極權的當代形態

 

當沉默成為罪：語言與極權的當代形態

在極權主義尚未徹底敗退的今天，政治暴力早已不再以集中營與公開處決的形式出現。相反，它悄然滲透進我們的語言、日常表態與社會互動中。我們不再只是被要求「不說話」，而是被命令「說正確的話」——沉默本身，即成為罪。這是一種比傳統極權更微妙、更難以抵抗的權力形態，語言本身成為統治的工具，而人被迫成為統治的傳聲筒。

　

從阿倫特的極權論到當代的語言規訓

漢娜·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指出，極權政體的真正本質不在於傳統意義上的暴力鎮壓，而在於它如何透過意識形態與恐怖的結合，將整個社會導入一種全面服從、無差異性的機制之中。在那樣的體制下，語言被虛構的真理所佔據，而說話者則被要求不斷重複這個「真理」，直到連現實本身都喪失其可信性。

然而，當代的極權不再總是依賴龐大的集中營與高壓統治來製造服從。相反，它將語言變成一種隱形的測試與效忠儀式。人們不只被允許沉默，反而被命令說話、表態、站隊。這些話語往往空洞、公式化，卻具有極高的政治代價與辨識功能。

　

當語言變成效忠的儀式

在這樣的語境中，語言不再是交流思想的工具，而是一種儀式性的動作：你說的不是你的思想，而是你願意被辨認為「正確的一方」。一則社交媒體上的轉發、一段重複的口號、一句「表態」性的發言，就足以將你歸類進「安全」或「不安全」的社群邊界。

這種語言不再需要內容，只需要方向與立場。在這裡，沉默變得比反對更危險，因為反對尚可定性為敵，而沉默則成了模糊的威脅，是尚未馴服的可能性，是「曖昧者」、「騎牆派」、「意圖不明之人」。

這正是極權話語的本質：將所有未被整合的部分定義為潛在的敵人。

　

傅柯與語言的權力機制

若從傅柯的觀點來看，這種語言暴力不是偶然的壓制，而是一整套知識－權力結構的運作結果。語言不是中立的工具，而是權力製造規範、定義真理與分類人的機制。在這裡，語言本身就成為規訓的實施方式。

「你不說話，代表你不認同；你不表態，代表你有問題。」這句話在極權語境中不只是懷疑，而是起訴。它讓每個人都要用語言來證明自身的無罪，就像現代社會中，每個人都必須用個人數據、社交行為與態度來不斷證明自己是「守法的」。

　

布朗肖與語言的空無

布朗肖在其作品中指出，語言並不是一個封閉的表意系統，而是一種使主體自身暴露於「缺席」與「不可掌握」之中的過程。當我們說話，我們其實已經在與沉默共處——因為語言永遠無法完全說出我們自身。

然而，在極權語境中，這種語言的不確定性被視為威脅：一切曖昧都必須清除，一切沉默都必須打破，一切話語都必須劃界。極權無法容忍真正的語言，因為真正的語言始終包含著他者性與未知性，而這正是極權試圖消滅的東西。

　

表態即服從：語言的最終殖民

當我們被迫表態，我們的語言就不再是我們自己的。我們所說的話，變成了權力體系中的機件。這時候，語言不再是「發言的自由」，而是「被命令的說話」。而沉默，也失去了它作為思考空間與倫理保留的可能性。

沉默不再是抵抗，而是一種危險。表態不再是選擇，而是一種義務。這種語言秩序製造了一個無法沉默、無法逃避的世界：只有「正確的聲音」，沒有「異議的空間」。

　

結語：語言中失落的人

阿倫特說過：「思想的中斷，是惡的開端。」在今天，語言的中斷也可能是自由的終點。當我們只能說正確的話、當我們無法保持沉默、當我們失去了話語與沉默之間的選擇自由，人就不再是行動者，而只是傳聲筒的載體。

在這樣的時代，最艱難的道德選擇不是反抗與否，而是——能否保留一種不被操控、不被定義的語言空間，讓思考與沉默仍然可能發生。

因為，一個沒有沉默可能性的世界，也必然是沒有言說價值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