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之前應有自由：從光榮革命看自由政治的真正條件

 

革命之前應有自由：從光榮革命看自由政治的真正條件

現代人對「革命」往往懷有雙重情感：既讚頌它是自由的開始，又恐懼它是暴力的源頭。十八世紀以來，革命幾乎成為解放的象徵；但歷史反覆提醒我們，革命帶來的未必是自由，更多時候，是另一種形式的暴政。真正成功而不滑入專制深淵的革命，在歷史上屈指可數，其中最獨特且穩健的一例，是1688年的英國光榮革命。

相較之下，法國大革命帶來了恐怖統治，美國革命雖被讚譽為自由典範，但成功很大程度上仰賴殖民地既有的政治文化與制度經驗。這些差異引出一個更深刻的問題：革命能否創造自由？還是，唯有自由的文化先行，革命才不至墮入暴政？

一、革命的幻象：政治秩序可以被設計，但政治文化不能

政治思想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在《論革命》中將美國革命視為近代最成功的自由革命，強調制度建構與公共空間創設的重要。但她對法國革命的失敗分析，多停留在激情壓倒理性的政治結構層面，並未充分處理一個根本問題：革命是否能在公共領域尚未形成時，從混亂中建立理性的自由？

我認為革命運動要成功是建基於民眾的啟蒙，自由不是革命之果，而是革命之因。

法國革命試圖從饑餓、暴政與社會崩潰中創建自由，卻因此將激情與復仇錯當作主權的表達。群眾未曾學習如何成為「公民」，便被迫進入政治舞台，在缺乏討論、妥協與制度習慣的社會中，群眾政治只能滑入集體暴力，最終交出自由，換取秩序。

二、光榮革命：真正自由不是奪來的，而是生活出來的

與此相對，英國的光榮革命並非典型的革命。它更像是一場「秩序的回正」：在國會與清教徒、城市資產階級、新聞出版、法院制度等多重社會力量共同作用下，政權的轉移只是一場公開而低烈度的制度操作。它之所以「光榮」，正是因為不需暴力便能實現政治轉向。

英國的經驗顯示，自由的政治並不來自群眾動員，而是來自持久的政治文化養成。從《大憲章》到洛克的《政府二論》，從反對查理一世的清教革命到咖啡館與報刊的興起，公共領域早在革命前數百年便已漸漸成形。

這一切顯示，自由的政治不靠一夕的改變，而靠世代的積澱。當公民早已內化對法治、理性與辯論的尊重時，革命才可能是制度性的，而非毀滅性的。

三、公共領域不能被「創建」，只能被「培養」

當代激進政治理論常將「創建公共領域」作為革命後的任務，如哈貝馬斯所倡的理性討論空間、或是阿倫特理想中的「行動的場域」。然而，你指出：「革命後建立一個公共領域只是一個想像」，這正道出其中的矛盾。

公共領域不是一套制度，不是幾篇憲法條文或幾座廣場就能構成的；它是一種語言習慣、行動邏輯與公民心理的總和。正如法國歷經革命百年，仍難免於十九世紀的波拿巴復辟；而美國在擁有制度保障下，若公共討論文化被媒體操控與黨派情緒污染，公共領域依然形同虛設。

所以，革命若無自由文化為基礎，建立出來的只可能是外殼似民主、實質為統治的機器。

四、暴政的延續：無啟蒙的革命，注定失敗

從歷史觀之眼看，中國、俄羅斯等所謂社會主義革命，其實都與自由無關。它們的出發點是社會危機，而非公民社會；是饑餓與屈辱，而非平等與尊嚴。在這些國家，公共領域從未真正存在過——既無新聞自由，也無法律保障，人民從未作為主體參與政治，只是權力更替的素材與宣傳對象。

因此，這些革命的成功，只是專制的延續方式不同罷了。從舊王朝到新政黨，統治的形式在變，但人民的位置未曾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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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自由的政治不可能速成

真正的革命建基於公共理性的成熟，而非革命後才創造公共領域，這不僅是對歷史的總結，更是對當代的警告。今日許多政權仍打著「人民的名義」行極權之實，而某些群眾也仍期待以一次劇變實現自由秩序，卻未曾思考：我們是否已為自由做好了準備？

革命不是自由的起點，而是自由生活的一個結果。只有當民眾已能習慣理性辯論、公平治理與責任行動，自由才可能存在；否則，再多的革命，只會是一場又一場的暴政輪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