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平庸，而是共犯

 

不是平庸，而是共犯：對阿倫特「惡的平庸性」的批判與重思

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關於惡的平庸性的報導》中，漢娜·阿倫特提出了「惡的平庸性」（the banality of evil）這一備受爭議的概念。她描述納粹高官艾希曼為一位思考貧乏、語言僵化、官僚順從的普通人，並非惡意滔天的魔鬼，而是一個在體制中「只是服從命令」的小螺絲釘。阿倫特強調的是現代制度如何生產出這樣一種不思是非、不問後果的服從性人格。然而，這種解釋在某種程度上淡化了惡的主體性，忽略了共犯者的能動選擇與道德責任。

本文主張：艾希曼不是「平庸」的官僚，而是有意識、有選擇地成為極權體制的共犯。他的服從並非出於無知，而是出於自保與冷靜計算；他的惡，不是無思的延伸，而是道德抽離後的制度合作。惡的現代形態，並非平庸，而是偽裝成技術與服從的有意識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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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惡的技術性：不再需要恨，只要服從

阿倫特的洞察無疑揭示了一個重要面向：現代極權的運作不再依靠仇恨與狂熱，而是制度化的分工與責任切割，使人能在「職責」之中完成毀滅性的暴行而不自覺。然而，艾希曼是否真如她所描繪的那般無知與扁平？

歷史紀錄表明，艾希曼深度參與「最終解決方案」，負責猶太人的名冊統整、遣送路線設計，並與屠殺部隊密切合作。他在戰後並未對自身角色表現出懊悔，甚至多次自豪地提到自己的「效率」。這不是無思的平庸，而是明知其惡，卻選擇合作的結果。他拒絕退場，也拒絕對抗，因為那意味著邊緣化、迫害、死亡——他所做的選擇，正是現代極權體制下共犯人格的雛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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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果論的危機：誰還有機會不合作？

阿倫特筆下的「平庸」實則是一種結果論。那些真正拒絕執行命令的人——無論軍官、法官或知識分子——早已在清洗中被處死或沉默，留在歷史現場的，是那些選擇留下來並學會服從的人。這意味著，平庸不是艾希曼的本質，而是其策略。他懂得在制度中生存，就像今日某些威權體制下的技術官僚——他們熟悉權力運作規則，避談價值，僅談指令與效率，在惡的機器中將自我責任拆解為「無關」。

阿倫特將艾希曼的語言貧乏與道德失語視為無思想的表徵，但我們可以反過來說：這不是無思想，而是道德的冷感與政治的麻木，是制度性計算後的語言去人格化策略。一切責任都外包給「命令」，一切罪行都溶入技術語言，正如今日極權體制下對異己的鎮壓，也往往是由行政規章與法律程序所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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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惡的現代形態：共犯，而非螺絲釘

今日的極權體制已經不再需要動員人民去憎恨敵人，只要讓他們保持沉默、服從、順利地完成日常任務。人不再需要激情，只要成為制度的延伸即可。而這種情境下的官僚人物，與艾希曼如出一轍——不是被動的工具，而是選擇不反抗的合作者。他們與上級無異，只是權力與話語的程度不同而已。

這種「選擇惡」並非來自仇恨，而是來自對生存的計算、對責任的抽離。這正是極權統治的升級形式：從強制性暴力轉化為理性化合作中的共犯體系。如果我們仍稱這種人為「平庸的惡」，那其實是道德想像力的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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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阿倫特的重新定位：政治哲學家的辯證張力

值得一提的是，阿倫特本人並非輕視艾希曼的罪行，她清楚指出艾希曼應被審判與懲罰。她所提出的「惡的平庸性」，是一種哲學警告——警惕現代社會的服從型人格如何成為暴政的最佳工具。她對人「思考能力」的重視，使她強調「無思」的危險。

但今天，我們或許需要在她的基礎上更進一步：不是去否定「惡的平庸性」這一洞察，而是要指出：真正危險的，是那些偽裝成平庸、偽裝成無責任的共犯者。在極權制度下，最可怕的不是嗜血的暴君，而是那些語言官僚、數據專家、法令執行者——他們一邊聲稱「這與我無關」，一邊執行着最徹底的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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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在沉默與服從中選擇責任

艾希曼不是機器的零件，而是自願成為機器的人。他是極權政權的共犯，是技術與政治的中介，是現代社會中一種以無責任之名行絕對服從之實的原型。我們必須重新命名這種惡：不是平庸，而是冷感的選擇性共謀。

阿倫特喚醒我們對「無思」的警覺，但我們更要警醒的是：今天的惡，更高階、更技術化，也更會偽裝。在這樣的時代，思考仍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選擇不合作、選擇承擔，即使代價沉重。因為真正的惡，不在於他有多殘暴，而在於——他原本可以不這麼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