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性批判的危機：Chomsky與知識份子的雙重標準問題

 

選擇性批判的危機：Chomsky與知識份子的雙重標準問題

當代思想界中，Noam Chomsky 被視為最具影響力的公共知識份子之一。他同時擁有語言學的革命地位與政治批判的權威形象，特別是在批判美國外交政策、揭露媒體機制與揭示權力如何建構真理方面，建立了一種道德上的高度。他不僅揭示美國霸權如何在語言與輿論中被合法化，更捍衛「言說的真實性」作為對抗體制的最後堡壘。

然而，正是在這種道德高度上，Chomsky 的批判也逐漸暴露出某種「選擇性正義」的陰影。他幾乎將全部精力集中於批判美國政府與西方資本體制，卻極少對其他形式的壓迫制度（例如極權政權、文化審查、種族鎮壓等）發表同等強度的聲音。這並非因為這些議題不存在，而是因為他將道德義務局限於「所屬政治共同體」內部，並以此作為「先批評自己」的道德正當性來源。這種策略，表面上是謙遜的反省，實則可能構成一種更深層的迴避：對於普遍真理與跨文化正義的不作聲。

這一點帶來了明顯的悖論。Chomsky 自己強調權力如何操縱媒體、構造敘事、形塑現實；然而當這些現象出現在非西方政權，特別是如中國或俄羅斯等極權主義政體時，他卻沉默，甚至在某些場合對其姿態溫和。中國媒體曾大量引用他的言論，北大更曾授予他榮譽博士學位。若以他自己的標準來衡量：一個知識份子若被權力所喜歡，是否應當反思自己話語是否正被利用來合法化某種壓迫秩序？

這種語義場域中的「偏誤」，其實不只是在事實選擇上的失衡，而更是一種概念結構的崩塌。當知識份子以「近因義務」來限制批判的疆界，就等於默認了道德判斷的地域性與政治性，從而使自己原本建立於普遍真理之上的批判立場失去了其倫理基礎。這正如他對媒體的批判所揭示的那樣：不是因為某些訊息是假的，而是因為某些真理被選擇性地忽略。

更嚴重的是，Chomsky 的這種語言策略在某些語境中也構成了「左翼犬儒主義」的話語平台。他堅決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卻在實際上對替代體制的壓迫視而不見。這讓他的批判從一種道德實踐淪為一種政治姿態——不是作為真理的追索，而是作為陣營對抗中的符號資源。換言之，他的聲音可能不再是對抗權力的批判，而是成為另一種權力的工具。

於是，我們必須重新思考：知識份子的批判應建立在何種倫理基礎上？ 如果知識的價值在於揭露，而揭露的前提在於一視同仁的原則，那麼Chomsky 的選擇性批判其實危及了整個批判理性的信譽。在他聲稱「公共理性被媒體收編」的同時，他自己也可能正在成為另一個收編理性的機制之一。

這並不是否定Chomsky 的重要性。他對媒體的揭示、對語言權力結構的分析，以及對國家暴力的持續追問，都是我們這個時代無可忽視的知識財產。然而，在這些光芒之下，我們更應該提出一個具有哲學深度的疑問：若真理應無疆，知識份子的沉默是否也是一種言說？

選擇性，正是這種沉默的語法。

而批判的倫理，不只是說出，更是選擇對何者說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