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反人性與教育的文化內化

 民主的反人性與教育的文化內化

杜威在《公共與其問題》中指出，民主不僅是一套政治制度，更是一種「生活方式」，需要透過長期的公共教育，使公民在日常中養成協商、參與與批判的習慣。這個觀點的深層含義，是對民主脆弱性的認知——民主的可持續性並不來自法律條文或選舉程序，而是來自公民行為模式的穩定化與內化。

若進一步觀察，民主之所以脆弱，正在於它並不順應人類的自然本能。從進化心理學角度看，人類傾向於自我保護、追求短期利益、依賴熟悉的權威，並以群體界線來區分「我們」與「他們」。而民主要求的，恰恰是跨越這些本能：在多元社會中與異見者共存、為長遠和公共利益放棄即時好處、在不確定性中以討論而非服從強人來解決問題。這種制度是「反人性」的，因此它的存續依賴一種持續的文化養成。

歷史經驗反覆證明，如果民主的外在制度先行移植，但內在文化沒有成熟，結果往往是制度被空殼化，甚至被權力集團操縱，最後走向威權回潮。俄羅斯在蘇聯解體後引入選舉，但公民社會缺乏協商文化與自主媒體，民主程序很快淪為形式；中國在辛亥革命後曾嘗試議會制，但傳統政治文化依舊強調中央集權與家國秩序，使民主的制度外衣難以承載其精神。這些案例揭示，民主並非像商品一樣可以即時輸入，它需要社會深層的價值結構與行為習慣相配合。

因此，杜威強調的「民主教育」並非單純教授政治知識，而是要在日常生活中建立公共討論、合作解決問題的經驗。這是一種漫長的社會化過程，涉及學校、家庭、社區乃至媒體的共同作用。若將民主視為反人性的文化工程，那麼教育的任務便不只是知識傳授，而是對人性中短視、排他、服從權威的傾向進行長期調適。

這也意味著，教育的內容不能僅以「升學考試」為核心，否則會讓年輕人習慣單一標準的競爭與服從，而非多元立場的協商。亞洲許多國家雖然在形式上推行公民教育，但實際課程仍以應試為導向，社會文化強調功利與服從，結果是公民缺乏參與公共事務的動機與能力。相比之下，西方社會的民主教育往往伴隨地方自治與社團活動，學生自小即接觸多元意見的協調過程，為日後的政治參與奠定習慣基礎。

民主的反人性，使得它注定是一個需要「不斷再教育」的制度。它不是歷史的終點，而是一種持續的文化實驗。這個實驗的成敗，不取決於憲法條文的優美或制度設計的精巧，而在於社會能否透過教育，把民主精神轉化為人們生活的本能反應——即使這個本能，是在對抗我們更古老的本能之上建構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