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反思性思維的時代局限：從實用到深思的轉換

 杜威反思性思維的時代局限：從實用到深思的轉換

杜威在《我們如何思維》中所提出的反思性思維模式，以「問題情境」為起點，透過觀察、假設、推論與驗證，最終達成問題的解決。這套方法具有極高的實用性與行動導向性，在工業化初期、社會轉型劇烈的美國，它能幫助人們應付具體而迫切的生活與生產挑戰。然而，當這種「問題—解決」的模式被過度推崇，它所潛藏的時代局限便逐漸浮現。

首先，杜威的思維模型在方法論上天然傾向於短期視野。由於它將思維的價值奠基於「解決當下問題」，便容易忽視問題背後的歷史結構與長期趨勢。例如，在公共政策討論中，如果人們僅關注如何處理當前的房價、交通或治安問題，卻不去探究這些現象的制度根源與價值衝突，那麼即使找到暫時的對策，也可能在未來引發新的、更嚴重的問題。

其次，這種模式容易在現代媒體環境中被扭曲成「即時反應思維」。社交媒體的快節奏與即時表態文化，鼓勵人們在最短時間內給出解答，而不是在充分討論與研究後提出深思熟慮的方案。杜威所說的反思性過程原本需要耐心、驗證與修正，但在輿論場中往往被壓縮成一句標語、一個口號、一個情緒化的立場。結果是，反思變成了快速拼裝現成觀點的「拿來主義」，而缺乏原創與理論基礎。

再次，杜威的模式隱含一種樂觀的經驗主義假設——即問題是可被分解並逐步解決的。然而，現代許多公共議題（如氣候危機、全球貧富差距、數位平台壟斷）是高度複雜且跨世代的，單純的「解決問題」思維無法處理其深層的價值衝突與結構性矛盾。在這類情境中，哲學的角色並非立刻給出方案，而是為社會科學與公共行動提供形上與價值的坐標系，使我們在行動時不至於迷失方向。

因此，從今天的角度看，杜威的反思性思維需要與更深層的哲學視野結合，才能避免陷入短視與表層化。這種結合至少包含兩個面向：一是透過哲學探討「為什麼這個問題重要」以及「我們希望達到的長遠目標是什麼」；二是培養歷史意識與價值判斷，使反思不只是面向當下，而是放在更長遠的文明進程中去理解。唯有如此，杜威的實用主義才能從「解決問題」轉向「引領方向」，使思維不僅服務於當下，更能為未來奠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