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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5月 29, 2025

從暴力到共犯:權力控制形式的歷史變形

 

從暴力到共犯:權力控制形式的歷史變形


一、暴力與神話:權力的起始形態 

在人類社會的原初階段,權力幾乎與物理性的暴力劃上等號。統治者依靠身體的武力來維繫其地位,譬如戰爭中的勝利者獲得支配地位,而失敗者則面臨奴役或屠殺。這種赤裸的暴力缺乏持續性的合法性,因此統治者往往需要為其行為建立一種敘事:這就是神話的功能。神話提供一種超越性的意義網絡,將暴力包裝為神意、天命或命運的實現。如同《吉爾伽美什史詩》或古埃及的太陽神話,暴力成為神明意志的體現,而服從暴力則象徵著服從宇宙秩序。

然而,神話作為語言形式,其本質是模糊與詩性,它無法系統性地規範現實行為。隨著社會日益複雜,神話控制的方式便逐漸向宗教與倫理制度演化。

二、宗教教義與制度:神話的道德化與內在化 

宗教相較於神話,擁有更為嚴謹與規範的結構。它不僅訴諸神聖,還訴諸道德。以基督教為例,原始基督教強調愛、救贖與個人良知,但自羅馬化之後,逐漸演變為一套完整的制度體系。教會以神學、教義、儀式等手段,將權力機制正當化並普及化。霍克海默與阿多諾在《啟蒙的辯證》中即指出,宗教是啟蒙理性之先驅,它雖提供倫理方向,卻也同樣扼殺了個體的自由判斷。

在這個階段,控制邏輯已不再赤裸可見。它穿透人的日常生活,進入家庭、教育、性別角色與倫理評價中。傅柯稱此為"牧羊式權力"pastoral power),即藉由關懷與引導進行規訓。

三、啟蒙理性與現代國家機器:從神的統治到法律的支配 

隨著中世紀教會權威的瓦解,啟蒙運動提出理性、科學、進步與人類中心主義作為新的社會基礎。表面上,這是一種對中世紀黑暗的反動與解放,但正如法蘭克福學派所指出,理性本身具有工具性。它服務於效率與秩序,而非道德與自由。阿多諾強調,現代理性已經變質為"身份思維",將所有差異壓縮為可分類、可管理的對象。

在這個過程中,國家成為了新的控制主體。透過法律、教育、警察、醫療、福利等機構,現代社會不再依靠神明,而是以"公共利益""社會契約"為名實行普遍規範。傅柯的規訓社會與生物政治學正是對此現象的揭示。他指出,現代權力的運作不再靠懲罰,而是透過觀察、紀錄、測量與分類,將個體馴化為符合社會常模的主體。

四、共犯架構的興起:情感、認同與內在化的權力策略 

然而,國家制度化的監控與規訓在21世紀顯露疲態。面對資訊流通與價值多元,傳統的權力形式已難以維繫。此時,權力進一步轉向心理與情感層面,透過認同政治、民族主義、企業文化、網絡演算法等方式,構築一種命運共同體式的共犯結構。

在這種結構中,被控者不再僅是被動服從者。他們在意識到控制意圖的情況下,選擇主動配合,甚至積極強化控制機制。從消費行為到社交媒體的自我展演,個體在數位資本主義下成為監控的共謀者。齊澤克曾指出,"真正的意識形態不是你不知道你在做什麼,而是你知道但仍然去做。"

五、從規訓到共犯:單向與雙向的控制轉型 

傅柯的規訓體系主要描繪的是單向的權力流動——來自國家、學校、醫院、軍隊等機構。然而,現代社會的權力已轉向雙向性。所謂共犯架構,指的是一種心理社會動員機制,讓人們相信自己的服從是理性選擇,而非被迫結果。

這種結構深植於語言、情感、文化之中,使得反抗本身也可能被預先吸納與無害化。德勒茲在《控制社會的後設》中曾提到,未來的權力不是關起你,而是讓你隨時可動、可追蹤、可交換。自由的幻象本身即是新的控制模式。

六、哲學反思:控制的終極邏輯與解放可能 

本文最終指出,無論權力如何演化,其核心始終是對秩序的維持與差異的壓制。從暴力、神話、宗教、理性到情感與演算法,權力形式愈趨柔性,卻也愈難反抗。

真正的解放是否可能?布朗肖曾質疑語言本身是否就是控制的場域,是否我們一思考,就已進入控制的邏輯之中?若如此,則抵抗不應只是拒絕規訓,而是針對語言、結構與身份邏輯本身的質疑。

結語: 權力的歷史不是一條單向的壓迫史,而是一條螺旋式內化、複製、延展的過程。從暴力到共犯,我們見證的不僅是形式上的轉換,更是主體生成方式的重塑。只要人類社會仍存差異、仍有語言與制度的存在,權力就將以新的面貌出現。唯一可能的抵抗,是對權力之為權力的持續反思與揭露,而非對某一具體主體的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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