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沉默到共犯：對阿甘本「見證」理論的反思

 

從沉默到共犯：對阿甘本「見證」理論的反思

一、前言：見證的危機與權力的轉型

在《奧斯威辛的剩餘》中，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提出了一個震撼的命題：「真正的見證者是不能作證的人」。他將納粹集中營視為現代主權政治的極限範式，將見證者的沉默與斷裂視為倫理的頂峰。在這樣的理論框架中，「赤裸生命」與「不可言說」構成了他對極權暴力的核心理解。

然而，這種關注「失語的極限經驗」的理論視野，是否足以說明當代極權的新樣貌？當權力不再僅靠剝奪語言、製造沉默，而是以更細緻的方式滲透、操控、招喚共犯，是否也需要一種全新的見證觀？本文試圖對阿甘本的見證理論進行反思，指出其在當代表述中可能出現的虛化、遺漏與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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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阿甘本的見證概念：倫理的沉默與語言的邊界

在集中營的語境中，阿甘本關注的並非歷史事實的細節，而是語言的崩潰與主體的瓦解。Muselmann，那種失去意志與尊嚴、接近死亡的行屍走肉式人物，成為他筆下「真正見證者」的典型。因為他們所經歷的，超越了語言所能承載之限，因而無法作證；而正因這種無法言說，才顯出見證的本質張力。

對阿甘本而言，見證不是再現（representation），而是一種無法完成的倫理姿態，是一種指向語言邊界的行動。

然而，這種對「見證不可能性」的哲學追問，也容易將暴力與權力關係抽象化，導致歷史的沉重被昇華為語言的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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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赤裸生命到操控生命：現代極權的語言機器

我們正處於一個不再用集中營來維繫秩序的時代。當代極權主義的權力機制，不是要讓人沉默，而是要讓人開口說他們的語言——主動說、反覆說、內化地說，並以此為榮。這種權力不再僅僅靠身體的暴力，而是靠語言的塑形與認同的建構。

極權者不再單純地「剝奪政治身分」，而是先透過話語將人劃為敵人、污名化、簡化為某種應當被隔離與攻擊的他者，然後讓大眾以「正義」之名參與排斥與傷害。這種政治形式不再是赤裸地殺戮，而是同化與共犯的制度化暴力。

在這種語境下，「見證」也不能只是凝視沉默與傷害本身，而要轉向揭露語言如何被動員、被扭曲、被武器化，如何使人變成無意識的加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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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阿甘本的見證理論的危險傾向

阿甘本認為集中營是現代主權的「範式」，但將其普遍化為整體政治的內在邏輯，可能產生兩種問題：

1. 歷史虛化的危險：將納粹集中營的殘酷與極端，視為普遍政治的本質，反而淡化了集中營作為歷史異常的震驚，模糊了極權暴行與民主社會之間的區分；
2. 語言的倫理化與抽象化：見證成了一種語言哲學的演習，而非對話語制度的揭露與反抗，這可能轉化為對暴力現實的美學凝視，而非政治介入。

因此，我們應警惕阿甘本式「悲劇倫理學」的誘惑：一種僅僅承認崩潰與不可言說、卻對話語霸權與共犯邏輯失語的理論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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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走向新的見證：從揭露共犯到修補語言

我們需要一種新的見證模式：

• 見證不再是語言的無能，而是對語言如何被佔據與扭曲的警覺；
• 見證不是表達沉默的創傷，而是指出沉默如何被建制性地製造與掩飾；
• 見證不是記錄傷害，而是揭示如何讓人「願意去傷害」；
• 見證不再是倫理的自白，而是對語言與行動之間錯位的歷史剖析。

唯有如此，見證才不會落入抽象的倫理沉思或悔恨的重演，而成為揭穿當代極權語言機器的啟蒙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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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語：拒絕極權語言的共犯性

阿甘本的《奧斯威辛的剩餘》提供了一種深入的倫理思考框架，幫助我們理解主體在極端情境下的崩潰與失語，但當權力不再靠強制，而是靠話語與共犯來運作，這套理論便顯得無力。

現代極權不是讓你沉默，而是讓你說話，用他們的話說，用他們的邏輯說，用他們的名義說。見證的任務，不是重新敘述傷痛，而是勇敢拒絕這種語言，並指出其機制。

唯有拒絕共犯性，見證才不會成為沉默的延伸，而是抵抗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