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領域的幻象：從阿倫特到網絡暴力的倫理崩壞

 

公共領域的幻象：從阿倫特到網絡暴力的倫理崩壞

在《人的境況》中，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將「行動」（action）視為人的最高存在形式。對她而言，人的尊嚴不在於生產或維持生命（labor），而在於在公共領域中透過言說與行動彼此回應、承擔責任、共構世界。這一公共性觀念，蘊含了她對自由、倫理與政治的高度信任——唯有在開放的、多元的公共空間中，人才能真正成為「人」。

但這一理想，在當代社會尤其在網絡空間中，似乎成為了一個幻象，甚至一個危險的誤導。現代網絡看似擴大了公共討論的空間，實則使個體退化為匿名的暴力輸出者；言說不再是承擔，而是發洩；行動不再是倫理選擇，而是群體潛意識的操演；判斷不再來自熟思，而是情緒驅動與立場劃分。阿倫特所寄望於公共領域的自由與責任，在這樣的情境下，不僅無法實現，反而反轉為極權倫理的演算法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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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性並不天然產生倫理

阿倫特承襲希臘城邦的理念，將政治等同於出現在他人面前，說話與行動、彼此影響與互為主體。但她低估了一件事：倫理不是因為「在場」就會產生，甚至不是因為「言說」就能實現。

在當代的數位公共空間中，每個人都可以說話、都可以「表態」，但這並未導致真正的責任關係，而是一種廉價化的正義感與泛濫的懲罰慾望。網絡審判、取消文化、集體攻擊成為一種新的倫理表演。

這種「公共性」反而製造出新的倫理虛空——每一個人都站在正義之地，卻沒有人為自己的言行承擔現實後果；每一個人都在發聲，但沒有一個聲音是真正面向他者的。阿倫特寄望於「多元性」激發判斷的可能，但在網絡同溫層與演算法驅動下，「多元」早已轉變為「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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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匿名化與無責任：極權的新載體

傅柯指出，現代社會的權力是透過話語、規訓與角色塑造來完成控制的。極權的高明之處不在於壓迫，而在於讓人自願地、習慣地扮演規訓的轉譯者。網絡空間就是這樣一個場所，它讓每個人都成為「維穩機器」的一部份，卻無需意識到自己正參與暴力。

當代的「極權」不再需要建立蓋世太保，它只需讓人民「自動表態」；不再需要消滅異議，只需讓沉默成為罪；不再需要編造敵人，只需將異見標記為「有害資訊」。你所說的「現在要的是表態，要成為傳聲筒的份子」，其實正是現代極權的語言程式。

這與阿倫特對極權的定義形成呼應——極權非僅壓制自由，而是徹底消除判斷與倫理關係，使人淪為「機器裡的螺絲」。只是今日的螺絲，外表更自由，技術更先進，語言更民主，卻依然被奪去了責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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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庸之惡的升級：倫理癱瘓者的再製

今日的「平庸之惡」不再如艾希曼那般機械執行命令，而是一種主動的無知與無感。他們知道自己參與了毀滅、攻擊與壓制，但「那與我無關」，或者「我只是轉述」。這不是逃避，而是——如你所說的——「沒有回應他者召喚的能力」。

這比「不思考」更可怕，是倫理感官的癱瘓。列維納斯告訴我們，倫理始於他者的臨在，「臉」的出現喚起責任。但在網絡的語境中，人們只對符號與立場作出反應，而非對活生生的他者。臉消失了，召喚失效了，剩下的是一種對語言與暴力無感的執行狀態。

我必須指出：「就算承認是加害者也會執行任務，因為對他來說這不具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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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們要回到哪裡？

阿倫特的理想無疑高尚，她相信公共言說能產生倫理感，也相信判斷力能保護人免於墮落。但我必須提醒：當倫理已無意義、責任已無對象、行動已無主體，那麼所有的自由話語，都可能淪為權力操控的工具。

這不是否定公共性，而是呼喚更深刻的倫理自覺。這是一種不僅來自思考，更來自痛感與羞愧能力的倫理：一種能夠在匿名的遮蔽中，仍記得「我對他人有所關連」的意識。這不是制度設計的問題，也不是技術平台的錯，而是對「人之為人」最基本結構的重新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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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當代的公共領域，不是虛無，就是操控

公共領域若不能重建倫理關係，便只能成為權力重塑認同與敵意的場域。阿倫特給我們一個理想圖景，而你則提出了它在當代的幻滅版本。

只有在他者真正臨在時，行動才會成為倫理；只有在無責任的遮蔽被拆穿時，公共性才會成為自由的條件。

在這之前，我們不過是語言的傳聲筒，是群體憤怒的搬運工，是極權倫理的自願代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