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種倫理的起點：從惻隱之心到無上命令，再到他者召喚

 

三種倫理的起點：從惻隱之心到無上命令，再到他者召喚

倫理從何而來？這看似簡單的問題，卻在不同的思想傳統中產生截然不同的回答。儒家的惻隱之心、康德的無上命令與列維納斯的他者召喚，分別出自三種文化與哲學體系，代表著三種倫理起源的典型模式：情感內發、理性立法與他者震撼。這三者所描繪的倫理世界，不僅展現了人如何成為道德主體的不同路徑，也暴露出倫理的複雜性——它既不是純主觀的情感，也非純粹的理性結構，更非被動的他者反應，而是三者交織的一場存在劇。

一、惻隱之心：倫理作為人性的自然流露

儒家，特別是孟子，強調「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這不是基於選擇的倫理，也不是來自超驗命令，而是一種人性本然的情感反應。見孺子將入於井而驚駭，非為求名利，而是出於「不忍」之感。這種感情是倫理的種子，是一種本能性的向善，是自發地對他人痛苦的回應。

惻隱之心的倫理觀點深信，人性本善，且這善不必透過外部法則或形而上的召喚而產生。它強調「推己及人」，從自身經驗推論他人需要，進而生發出仁義禮智。這種倫理觀點具體、生活化、連續性強，主體始終是能動者，倫理是一種漸進的自我實現與德性修養。

但這種「內生」倫理也有其邊界：情感的深淺、推己的正當性、對陌生他者的反應是否足夠，這些都仰賴主體的自覺與教養，容易落入倫理有限性與差等性的困境。

二、無上命令：倫理作為理性的自律法則

康德將倫理從經驗與感情中解放，構築起以理性為基礎的道德體系。他主張真正的道德行為，並非出於傾向（inclination），而是出於對道德法則的尊重。倫理是理性對自身的立法，而非外在命令。無上命令的形式如：「你應當只按照那樣的準則行動，使其可以成為普遍法則。」這是理性的普遍化測試，是一種去個人化、去情感化的倫理判準。

在康德體系中，主體是自由的，也是唯一能擔當倫理的存在。人之為人，正在於其能夠理性自律，將自身視為目的，而非工具。倫理因此是自由的實踐，是人類尊嚴的展現。

然而，康德的道德也面臨去人性的風險。當道德被形式化為普遍法則的檢驗時，具體的他者、特定的處境與真實的苦難可能被忽略。康德的倫理是乾淨的，甚至完美的，但也因此遠離現實中的混亂與呼救之聲。

三、他者召喚：倫理作為主體的裂解與責任

列維納斯則將倫理根源從主體內部轉移到他者的外部臨在。他主張，倫理發生於我面對「他者的面容」之時，那是一種無法規劃、無法預測的震撼，一種來自他界的呼喚。在這一刻，我不是選擇是否負責，而是被責任捕獲。我不是主動實踐倫理，而是被迫進入倫理之中。

列維納斯的倫理既非情感也非理性，而是一種存在的暴露。他者不僅不可化約，甚至不可理解。他者不是讓我「推己」的對象，而是撼動我存在本體的他者。我之為主體，正是在被他者要求之中被構成的。

這種倫理不是修養，不是判斷，也不是選擇，而是一種不由自主的應答。列維納斯拒絕將倫理視為自我實現或價值踐履，反而強調倫理的沉重與永無止境。主體被責任撕開，永遠處於虧欠與不能完成之中。這不再是崇高的倫理，而是創傷性的倫理，是無法迴避的傾斜。

四、三者之間：倫理圖式的差異與張力

從惻隱到命令，再到召喚，倫理的源頭從感情走向理性，最後滑入一種異質的臨在。這三種倫理圖式並非互相排斥，而是揭示出倫理的多重面貌。

儒家讓我們看到倫理如何自然流動於日常關係中，適度、溫和而持續；康德讓我們意識到倫理需有普遍性與自主性，否則容易淪為情感的偏頗；而列維納斯則提醒我們，倫理真正的重量來自他者——那個我無法理解、也無從逃避的他者，是倫理的黑洞，而非邏輯的前提。

他者召喚的倫理不是對惻隱的補充，也不是無上命令的另一版本，而是一種反本體論的倫理，一種將倫理看作「受難」而非「實踐」的思路。它讓我們重新思考倫理的根本：是否真的來自主體？是否能夠選擇？是否意味圓滿？

或許，這三種倫理的根本差異不在於答案，而在於它們對人之存在的預設。儒家預設人為可教化的善者；康德預設人為自由的立法者；列維納斯則讓人處於永遠的責任之中，不再是倫理的作者，而是倫理的人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