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悖論：Chomsky、選擇性批判與道德普遍性的危機

 

沉默的悖論：Chomsky、選擇性批判與道德普遍性的危機

Noam Chomsky 的政治思想素來以「對權力說真話」為其核心道德姿態。與其語言學中對人類天賦結構的堅持平行地，他對國家權力與媒體操控的警覺，也是一種對人性自由與理性尊嚴的堅定維護。但正是在這樣的立場中，一個難以忽視的倫理悖論也悄然浮現——當批判變得選擇性，沉默就不再中立，而成為另一種共謀。

Chomsky 在美國能發聲，批評自己的國家，是制度之幸，是思想之福。然而這種批判自由也成了他思想的一把雙刃劍：當他將絕大多數政治與道德焦點集中於美國霸權，卻對其他極權政體的壓迫保持謹慎甚至沉默時，他所捍衛的普世原則便暴露於選擇性應用的風險之下。

這並不是否定一個知識份子應該「先處理自己所屬體制的不義」的觀點。蘇格拉底如此，甘地如此，沙哈諾夫如此。問題的癥結在於：當「批判自己人」演化為「為他人之惡尋找背景與合理化」，甚至將所有他者的壓迫行徑回溯為帝國主義的歷史結果時，批判便不再是一種道德實踐，而退化為一種敘事操控。

這樣的邏輯，建立在一種看似「深刻歷史感」的敘述策略上。Chomsky 往往以系統性、結構性的語言描繪美國如何建構國際秩序、如何製造戰爭、如何扭曲媒體。但當他面對中俄等非民主政體的壓迫時，卻極少直接揭露其壓迫內機制，而更多將責任溯源於美國的干預、封鎖或挑釁。這種解釋策略固然有其歷史依據，但也潛藏一個重大的倫理裂縫：如果一切壓迫都可被歸咎於結構與歷史，那麼行動者本身的道德責任何在？

事實上，這正是當代左翼知識份子在全球語境下遭遇的最大挑戰——如何在保有對權力批判的銳利性同時，也堅持對壓迫受害者的普遍同情與道德一貫性？這不只是政治立場的問題，而是對人性與道德普遍性的信念危機。

Chomsky 的語言學深信人類心智具有普遍性結構，語言的遞歸性與創造性體現了心靈的自由；但在他的政治批判中，這種普遍性常常退居其次，取而代之的是地緣權力結構的冷酷敘述。這構成一種內在張力：當一位知識份子相信人類共享同樣的語言機能與認知潛能時，為何卻不堅持同樣的道德判準來批判所有形式的壓迫？

這種張力也體現在他與中國之間微妙的關係上。中國某些官方機構對他高度讚揚，甚至頒發榮譽學位，而他對中國的封閉媒體、生態壓迫、少數民族政策等問題，卻保持極為低調的立場。這不禁令人質疑：一個以揭露真相為志的思想者，是否也在現實利益或策略考量下，不自覺地進入了他自己曾經嚴厲批判的話語機器？

這不是對Chomsky 的全面否定。他無疑是一位極具影響力與洞察力的思想者。但這正是問題之所在：若連最講求真理與責任的批判者，也可能落入選擇性沉默的陷阱，那麼我們又如何維持思想的倫理一致性？

沉默，不再只是迴避的姿態；在全球信息流動與政治多極化的今天，沉默是一種態度，也是一種選擇。它可能來自恐懼，也可能來自政治計算。但在知識份子的語境裡，沉默一旦出現，就必須面對：你沉默於什麼？你又為誰發聲？

我們應該重申，真正的普世性，不是來自語言學上的結構理論，而來自於對受苦者一視同仁的關懷，無論其國籍、意識形態或政治所屬。 這種倫理姿態，才是知識份子能長久維持其正當性的根基。

Chomsky 的貢獻仍值得讚揚，但他留下的沉默，也提醒我們：語言既能生成自由，也能遮蔽真相；而批判的光芒，若無道德的一致性支撐，也將變成某種選擇性的陰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