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召喚到仁心：列維納斯與儒家倫理觀之比較

 

從召喚到仁心：列維納斯與儒家倫理觀之比較

倫理的根源從來不是單一的。對於人為什麼要對他者負責，東西方哲學提供了截然不同的思路。儒家傳統強調「不忍人之心」，將倫理視為人性之自然流露；列維納斯則提出「他者的召喚」，將倫理視為一種不可逃避的責任。兩者都對倫理之發生作出深刻的詮釋，但其背後的主體觀、責任觀與人性理解卻幾乎背道而馳。這並非純然的文化差異，而是倫理哲學中對人之所以成為人的本質理解的根本分歧。

一、主體的出場：從內發到外召

儒家之倫理觀，尤其在孟子筆下，深信人皆有「惻隱之心」：「人皆有不忍人之心。」這種心並非教化而成，而是出於天賦的人性，為仁之端。倫理不是外在命令的壓力，而是心的自然律動，一種能從自己延伸到他者的內在情感。推己及人，不是一種義務，而是一種本然能力。

與此截然不同的是，列維納斯否定主體內在之善作為倫理起點。他認為，倫理不是由「我」開始，而是由「他者」強行介入我之存在。當我面對他者的面容（le visage），我不是被感動，而是被迫承擔。「你不可殺人」，這不是一條我選擇接受的法則，而是一種無法拒絕的命令，一種來自外部的絕對異質性的震撼。主體因此不是倫理的出發者，而是倫理的受難者。倫理不是由己生，而是由他者裂。

二、責任的本性：實現 vs. 虧欠

儒家的倫理責任，是一種可修可進的德行。仁是可修的、義是可踐的，「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責任是人得以圓滿、成德、成聖的路徑，是自我與天道的一致。仁愛、忠恕、孝悌等關係，是倫理的實踐場域。人在責任中不斷接近理想的人格，不是被重壓，而是被成全。

但在列維納斯那裡，責任不是實現之路，而是虧欠的開始。他甚至說，我對他者負責，即使他者殺了我父母。我不能選擇不負責，甚至不能衡量我是否足夠負責。這是一種無限責任，它不以結果為衡量標準，也無終點。主體在此並非逐步接近善，而是被倫理的無限要求永遠壓彎，永不釋懷。這不是價值的肯定，而是價值的懸置，是一種倫理的黑洞。

三、他者的地位：可共鳴與不可化約

儒家雖重他人，卻總以「己」為本位。「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強調的是內在經驗的外推。人皆具性善，皆能推己及人，因此倫理發生於「心與心」之間的通感。他者之苦，是我可理解的苦；他者之樂，是我可想像的樂。我之仁心，是他者得救之緣。

但對列維納斯而言，他者不是可理解的。面容不是形象，不是同情的對象，而是來自他界的撕裂。任何對他者的理解都構成對他者的暴力，因為那是把他者納入我之語言與意識的暴力同化。真正的倫理，來自於「他者之不可化約性」——我面對的是永遠超出我經驗與知識的他者。因此，他者不是共鳴的對象，而是召喚我之責任的他者。這種召喚永遠無法轉化為理解。

四、倫理的意義：圓滿與裂縫

儒家的倫理是有方向的，是通往君子、聖人的路徑。它有內在的秩序、等級與關係，有可學、可踐、可證的目標。倫理不是苦難，而是一種價值實現的過程，甚至是一種生命修煉之道。

列維納斯的倫理，則更像是一種永恆的創傷。主體無法圓滿，只能不斷暴露在他者的責任下。倫理不是完成，也非終點，而是無限的責任所構成的現實。主體不斷在他者的面容中裂解，卻也因此成為倫理的主體。這種倫理，是裂縫中的臨在，而非德行中的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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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從仁心到裂口

列維納斯與儒家，在倫理的起點、主體的位置、他者的地位與責任的本性上，形成一條由內向外與由外而內的對照。儒家相信人可仁、可聖，是倫理的作者；列維納斯則認為倫理是他者寫在我身上的命令，我只是那不可選擇的承擔者。

儒家給予我們一種希望：人可以成為更好的人；列維納斯提醒我們一種極限：人無法逃避被責任捉住的命運。

這兩種倫理觀，或許可以互補。當我們在儒家中尋求修身之道，也需在列維納斯中記得，那不來自內心而來自他者的震撼，那提醒我們不只是主體，而是對苦難之回應的負責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