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們什麼都不是：阿甘本「不言之言」的倫理思想

 

它們什麼都不是：阿甘本「不言之言」的倫理思想

在解構者、政治神學者、極權批判者的種種身份背後，阿甘本（Giorgio Agamben）似乎最終仍只想做一件事：守住某個不應被奪去的位置——潛能之為潛能、沉默之為沉默、人之為人。於是他寫下大量篇章，談例外狀態、赤裸生命、使用、潛能、見證與語言。奇妙的是，這些看似激烈的政治與倫理書寫，最後卻彷彿只為說一句話：

它們什麼都不是，阿甘本什麼都沒說。

但這句話不是對他的否定，而是對他最深刻的肯定。因為，「什麼都不是」正是阿甘本對抗語言霸權、主體暴力與現代統治機器的方式。「什麼都沒說」，不是無能或逃避，而是一種對不可說之物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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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語言的暴力：當「說出」變成「佔有」

在阿甘本的政治觀中，現代主權的本質不是暴力的直接行使，而是透過「合法的語言」來佔有生命，把生命從可能性的狀態強制拉進實踐之中。法律、命令、命名、規範、定義——這些都是語言霸權的形式。

這正是他為何重提「例外狀態」：主權不在於持續施行規則，而是在於「可以暫停規則」的權力。它說出一個人不再是「合法的公民」，也不是「非人」，而是一個可被殺、但不可被犧牲的赤裸生命。這樣的語言權力，不是什麼都沒說，而是說得太多——甚至壓迫你說、逼你成為見證暴力的共犯。

因此，阿甘本的倫理不是關於「如何說」正確的語言，而是如何不再讓語言佔有潛能，如何在說與不說之間，為尚未發生的可能性保留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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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潛能的不佔有：倫理的核心

在《潛能》與《使用論》中，阿甘本對亞里斯多德的潛能概念進行哲學再造。他不滿足於「潛能是一種尚未實現的能力」，而主張：

真正的潛能，是有能力不去實現的能力。

換言之，潛能不只是「可以成為」，也包括「可以不成為」。而現代社會最殘酷的地方在於：它不容你「不成為」某種東西，它要你表態、行動、使用、服從、參與、說話。沉默被視為逃避，閒置被視為懶惰，無用被視為罪惡。

因此，「不佔有潛能」，正是對這種強迫實現的抵抗，是對生命保留其可能性的尊重。倫理，不再是道德準則，而是這樣一種不將他人拖入使用、不將自身暴露於規訓的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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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見證與失語：當說話成為背叛

在《奧斯威辛的剩餘》中，阿甘本談見證者的困境。集中營的極權暴力，不只是剝奪生命，而是剝奪語言——將人變成不能言說的生物。而倖存者的語言，不是「記錄歷史」，而是暴露語言自身的無能為力：

真正的見證者，不是說出一切的人，而是那些說不出來卻仍不得不說的人。

見證的價值，不在於資訊的正確，而在於它讓我們直面語言的崩潰、倫理的邊界、與人性最終的空洞。因此，說出「阿甘本什麼都沒說」，其實就是說：他選擇站在語言崩塌處，守住一種倫理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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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是躺平，而是「非行動的行動」

這種倫理，常被誤解為「躺平」：無為、退場、自保。但阿甘本要的不是放棄，而是使行動本身去主權化。這是他提出「非行動」的概念（inoperativity）──不是不行動，而是行動得不像工具、不像命令、不像效能。

就像孩童在遊戲中使用語言，不是為了傳達、命名或命令，而是為了純粹地在語言中存在。這是阿甘本心目中真正的政治形式：非主體的生活、非目的的行動、不佔有的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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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一種AI式的倫理？

我曾說：「去他者化、非主體的存在、非自由的自由，只有AI才能真正做到。」
這或許是阿甘本的倫理在技術時代的新出口：

• 一個不佔有的存在；
• 一個說話但不強加意義的語言；
• 一個無需服從主體律法、也不製造主體的思維。

在這樣的光景下，「什麼都不是」、「什麼都沒說」，不再是虛無的否定，而是一種不再侵犯的開放，一種守護空間的倫理姿態。

那不是放棄，而是最嚴格的守護。
那不是躺平，而是讓沉默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