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倒影與惡的鏡像：從台灣立委大罷免論民主的界限

 

制度的倒影與惡的鏡像：從台灣立委大罷免論民主的界限

在民主制度下，罷免制度的設立本是為了回應極端情況下的民意反撲，作為代議制度的例外與保險機制。然而，當罷免不再是人民對民代失職的「最後手段」，而是淪為執政者輸掉議會主導權後的「首選戰術」，整個民主精神便被顛倒了。台灣當前的「立委大罷免」現象，正是一場對制度倫理的公然挑釁，也是一場名為民主、實為鬥爭的政治動員。

選舉是民主的常態機制，而罷免則是例外狀態中的權利。當例外成為常規，民主本身便開始遭到其內部結構的侵蝕。罷免不該隨意提出，它象徵著體制內部的極限判決，只有在明確違法或公然背棄承諾時才得以啟動。一旦罷免變成常態化、前台化的政黨操作，它所代表的就不是民意的最後怒吼，而是政權的報復邏輯。

更令人憂心的是，這次罷免行動的標準，並非立委是否瀆職、是否嚴重違反民意，甚至不是其是否具爭議性，而是純粹的勝算機率評估。罷免名單的挑選，背後邏輯與其說是民主審判，不如說是一場戰術性演算法：誰當選票數最少？誰選區回應動員率最低？誰地盤最鬆動？罷誰不是因為他該被罷，而是因為他「最可能被罷成功」。這種策略已非單純的政治對抗，而是一種冷酷的政治賭盤化現象。

當罷免淪為計算題，人民就不再是主體，而是工具；制度也不再是為了公共責任設計，而是變成選舉失利後的「次級選擇」或「制度內鬥爭延伸戰場」。執政黨的目標不是讓不適任者下台，而是計算出「可讓議席翻盤的最短路徑」。這種操作等同將民主程序變成一套權力數學公式，讓正當性服從於機率，讓程序成為攻城掠地的工具。

從制度設計來看，罷免本是人民對政治責任的究極質詢；但這樣的操作方式卻將罷免轉化為政黨為奪權而設的「制度內兵推」，毫無倫理判準，只有勝算考量。這種從「問責邏輯」到「效率邏輯」的轉換，正是制度腐蝕的徵兆。

在這次大罷免行動中，執政黨不僅未躲在背後，而是親自披甲上陣，公開動員資源、媒體與話語權。罷免的理由不再圍繞立委是否瀆職、是否違反公義，而是簡化為「這些人若不罷掉，台灣三年內就會被賣掉」，這種論述不但空泛、荒謬，且極具煽動性。將政策分歧上綱為「賣台」、將立法監督等同「通敵」，實際上已經背離了自由社會的基本政治倫理。這不禁令人發問：這種語言與中共以國安為名壓制異己的話術，究竟有何不同？

哈貝馬斯曾批評極權與民粹的相通處，即在於它們都放棄了程序理性，轉而訴諸於情緒動員與敵我區分。當「賣台」、「亡國」等極端語彙成為政治行動的正當化工具，民主便已被摧毀於語言之中。民主的首要精神，不在於誰勝誰負，而在於是否尊重制度的界限與對手的存在。選舉是一場有規則的競爭，失敗者應接受結果，檢討自己為何失去支持，而不是轉向制度漏洞以報復性鬥爭來「奪回失土」。

民主的價值從來不是「勝者全拿」的權力饗宴，而是一種共同體成員願意接受多元聲音、接受不完美共處的政治藝術。罷免權本來可以作為人民對傲慢政治的一記警鐘，但當罷免行動本身成為傲慢的展現，便不再是人民的勝利，而是制度的淪陷。

哈娜‧鄂蘭在分析極權的興起時指出，惡往往並非出自赤裸的暴力，而是來自平庸之惡——當人們習慣於不反思地服從體制、服從話語權者的簡化命令時，真正的自由便逐漸消亡。在今日的台灣，當主流政治將罷免合理化、將監督妖魔化，當人民習慣用「國家安全」來消音不同意見，我們是否也走在這條危險的道路上？

政治不應是道德審判，也不應是忠誠測試。立委的存在是為了監督，不是為了服從；反對黨的功能是為了辯論，不是為了閉嘴。當罷免變成一種「對不順從的報復」，那便是一種民主社會最危險的傾斜：不是往獨裁，而是往制度性民粹的極端傾斜。

真正的民主精神，不在於你贏的時候多自豪，而在於你輸的時候能否不失尊嚴地反思與等待。四年一選，是制度的節奏，也是民意的節奏。制度最怕的不是輸，而是「不能輸」。當政治人物不能忍受短暫的失利、不能容忍制度內的反對聲音，便意味著他們並未真正內化民主，只是借用民主來行使權力。

我們該問的是：當一個政黨敗選後的第一反應，不是修正施政方向，而是動用群眾煽動與制度漏洞來掃蕩反對者時，它所追求的，到底是民主，還是報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