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知識與治理：超越哈耶克的分散理性幻想

 

自由、知識與治理：超越哈耶克的分散理性幻想

哈耶克在〈知識在社會中的使用〉中提出市場的價值不在於它達成了最終的公平分配，而在於它如何最有效地動員並利用分散於社會中的知識。他主張，中央計劃機構永遠無法有效掌握個體擁有的「具體情境知識」，而市場價格機制，透過訊號般的價格變化，引導行動者作出最合適的調整。這一論點深具說服力，也確實揭露了計劃經濟在處理複雜動態環境時的根本侷限。然而，哈耶克的理論也建構在一種深具烏托邦色彩的預設之上：知識是自發地流動、多元且可被市場中立地整合的。這種對分散知識的樂觀想像，正是當代批判理論所無法接受的部分。

知識並非總是可用的、誠實的或平等的。傅柯早已指出，知識與權力始終糾纏在一起。所謂知識的「分散」，可能不是平等與開放，而是碎裂與排除。現代社會的知識分佈狀況更接近一種權力結構的地圖，而非哈耶克所說的自然秩序。技術官僚、企業平台、國家安全機構、大型媒體，無一不透過制度化形式掌握、壟斷或選擇性地遮蔽知識。當知識不再自由流動，而是依照權力關係流動，那麼價格機制所整合的，恐怕只是被過濾過的、偏頗的、操控過的資訊碎片。

哈耶克的理論還假設個體在面對價格訊號時會做出合理選擇，彷彿市場中的人總是以效率為最高考量，並對自身利益具備清晰認知。然而，我們早已在行為經濟學與心理學中看到這種理性人模型的崩潰。人們會被短期利益誘惑，被風險誤判操控，被群體壓力或社會規範牽引。尤其當演算法以隱蔽方式操控選項排序與注意力焦點時，個體根本無法意識到自己是否正在「自由選擇」。知識並未被有效使用，而是被有效引導甚至扭曲。

哈耶克所構想的自發秩序，假定市場是一種資訊共享與行動協調的中立平台。事實上，市場本身就是制度建構的產物，是法律、基礎建設、貨幣體系、契約邏輯共同維持的空間。在這個空間中，權力並未消失，而是轉換形式——從政治命令轉為經濟結構、從法令支配轉為數據主權。知識的使用不再是個體之間的分工協作，而是資本如何透過演算法、資料庫與雲端平台，設定知識的框架與行動的可能性。

更根本的問題在於：分散的知識本身並不保證正確性。知識若不經過溝通、辯證與整合，只會充斥偏見、虛假與碎片化的迷思。市場的價格機制雖能快速反映供需變化，卻無法辨別真偽、衡量價值、或建立理性共識。它重「量」而不重「質」，偏好熱門而非深思，迎合需求而非釐清真理。因此，市場不是認知上的真理機制，而是交換上的運行邏輯。若知識的價值僅由市場流量決定，那麼正確性與公共性便讓位於可售性與吸睛性，最終導致資訊泡沫與認識錯亂的社會後果。

這並不是要否定知識的分散性價值，而是要認識到：分散不代表無偏、地方不代表正確，自發不代表公正。在某些時刻，「當局者迷」是真實的，而統籌並非壓迫，而是必要的視野調整。問題從來不是中央集權 vs 自由市場，而是如何設計出一種能夠容納異質知識、保持制度透明、預防壟斷並鼓勵反思的治理機制。

這種機制，不應該是全能式的中央指令體系，也不能是任由平台私權宰制的放任主義市場。它需要從羅爾斯的正義理念出發，考慮最弱勢者的知識是否被傾聽，從波蘭尼的嵌入理論理解市場如何重構社會關係，也從傅柯的權力-知識批判中保持對治理工具的警覺。真正的自由，不是一種預設的狀態，而是持續不斷的治理技藝——它不假定知識是中性的，而要求我們設計制度來修正偏誤、揭示隱蔽與調解對立。

哈耶克讓我們明白，集中決策的失敗常源自對知識過度自信；但他沒有讓我們充分面對另一種失敗：知識的扭曲、排除與壟斷。真正的課題，是如何讓治理結構能擁抱分散知識的活力，同時防止這些知識被資本與權力綁架。我們要的不只是市場秩序，而是知識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