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義與罷免政治──激情、悲哀與民主的界線

 

浪漫主義與罷免政治──激情、悲哀與民主的界線

在浪漫主義的深層結構中，政治從來不是冷靜的權力分配，而是一場靈魂的運動。它源自個體對現實不滿的深切情感，對庸俗世界的反抗，對自由、尊嚴與完整生命的呼喊。浪漫主義不滿於被馴服的制度與可預測的程序，它想要更純粹的真理、更誠實的情感，更劇烈的抉擇。正因如此，它從啟蒙理性手中奪回了情感的權力，也開啟了政治的一條危險岔路：當激情超越制度，當正義化為意志的意象，民主也可能被轉化為悲劇的工具。

在當代台灣，罷免制度原本是民主的一道閘門，用來監督權力、修正代表，卻在某些時刻變得日益浪漫化──它不再是針對政策失衡的制度手段，而是轉變為一種情緒性、象徵性的表態行動。被罷免的不是「做錯什麼」，而是「不被喜歡」；不是「違反民意」，而是「冒犯了我們的情感」。民主的節制逐漸被浪漫主義的激情代替，而這種激情在政治場域中，一旦失去了節制，很容易走向報復性的懲罰。

但我們並不應該將浪漫主義一筆抹煞。浪漫主義之所以有力量，是因為它說出現代制度難以承認的真相：人不只是投票機器，不只是計算利益的理性主體。人有憤怒、有屈辱、有渴望，有時甚至寧願敗壞制度也要維護內心的誠實。罷免在某種層面上，是這種誠實的表達，是人民拒絕被工具化的存在聲音。

問題是：當這種激情無法轉化為制度化的對話，當情感僅僅依附在「去除異己」的行動上，民主的基礎反而受到侵蝕。因為民主不只是讓多數人說話，它還要容納少數人的存在。這種容納，不是寬容的美德，而是對人的根本尊重──承認他者的持續性，是民主最困難但也最根本的承諾。若民主淪為「我們」的儀式，那麼它與極權的距離並不遠。

浪漫主義者的危險在於，他太相信自己靈魂的誠實。他不願妥協、不願迂迴、不願在不純粹的現實中尋找方法。他傾向把制度視為壓迫，把異議視為敵人，把模糊地帶視為背叛。在罷免政治中，這樣的精神轉化為：只要你「違反我們的情感共識」，你就必須下台。那麼，選票不再是對話，而是清洗；民主不再是制度，而是表演；激情不再是動力，而是裁決。

或許我們需要一種更成熟的浪漫主義──一種能悲傷的浪漫主義，而非只會憤怒的浪漫主義。如同白璧德所說：「一顆偉大的靈魂，必須包含著比一顆渺小的靈魂更大的悲哀。」真正的政治浪漫主義者，不是那種在街頭呼喊正義口號的人，而是那個在制度內部持續忍耐、修補、理解對手、包容異議的人。他知道世界不會因為一場罷免而改變，但他也知道，一個罷免若不懷抱悲傷與節制，就可能帶來不歸的後果。

民主制度不是為了實現完美的正義，而是為了避免完全的不正義。這一點，是浪漫主義很難接受的妥協，但卻是自由得以持續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