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兩難：在市場與國家的拉鋸中思考自由的風險治理

 

制度的兩難：在市場與國家的拉鋸中思考自由的風險治理

自由制度的設計從來不是簡單的數學題，而是一場結構性風險的取捨與哲學性的抉擇。在理論上，市場被視為最少依賴強制機器就能協調個體行動的制度，而國家則是被授權集中強制力來維持公共秩序與集體利益的權力機構。自由與秩序之間的張力，在現代社會表現為市場與國家的拉鋸，而問題不在於哪一方「理論上」更優越，而在於哪一種制度架構更能控制風險，並且對錯誤保持可逆性。

哈耶克的思想正是對這場張力的深刻反思。他反對計畫經濟，不僅因為它效率低落，更因為它根源於一種認知上的傲慢：以為中心理性可以替代市場中無數個體的分散知識。他認為，市場雖然無法達致完美結果，卻有能力透過價格機制吸納並運算無人能全盤掌握的資訊。他警告，國家一旦自詡為理性的設計者，往往會走向權力集中、資訊遮蔽與制度僵化，最終以自由為名實行統治。

但哈耶克對國家的恐懼本身，也可以成為一種失衡。如果我們過度信賴市場的自發秩序，就會忽視市場中權力的異化形式。當代資本主義早已不是自由競爭的田野，而是結構性壟斷與數位封建的新場景。財團不再只是市場參與者，而是治理環境的設計者；價格不再反映分散知識，而是反映資本配置權力的結果。此時，哈耶克的自由市場願景反而可能遮蔽一個事實：當市場本身不再「自由」，放任就是一種共謀。

凱因斯正是在經濟體系自我失衡、危機循環頻仍的情況下，提出了一種國家責任論。他主張，市場的無政府性需要國家的介入來穩定總體需求、吸納失業人口並調節經濟波動。凱因斯主義的政府不是全面計畫的統治者，而是調節秩序的保守干預者。然而，在實踐中，凱因斯主義也容易被扭曲為無止境的國家擴張：赤字財政變成政客收買人心的手段，公共部門的膨脹削弱社會對自律與責任的要求，干預逐漸從危機工具變成常態治理。

我們面對的問題其實並不只是「國家」與「市場」之間的平衡，更是在於：**一個制度在失衡時，是否能夠回復自我調節？**國家的危險在於權力的慣性與監督的失效，市場的危險則在於不平等的複製與治理外包給無責任的資本主體。兩者都存在自由的風險，但兩者的風險邏輯不同——國家的錯誤可能來自「過度掌握」；市場的錯誤可能來自「權力隱匿」。

因此，問題從來不是選邊，而是設計機制來治理錯誤與失衡。我們需要一個能夠調整市場結果的政府，但必須被制度化地限制，使其不至於化身為掌控生活的監護國。我們需要一個由市場驅動的資源配置系統，但不能放任其將自由等同於資本流動的無限擴張。制度的兩難在於，治理失敗本身也需要被治理，而這正是自由社會最深刻的政治課題。

在這樣的視角下，民主不僅是一種集體決策機制，更是一種「風險調節裝置」：它不能保證不犯錯，但能保證錯誤可見、可被辯論、可被修正。真正穩健的自由制度不是來自理論上的最優配置，而是來自對人性與權力本質的悲觀理解，以及對制度錯誤的容忍設計。

哈耶克的自由願景、凱因斯的經濟調節、波蘭尼的社會嵌入、羅爾斯的正義制度、傅柯對治理理性的批判——這些都不是對立的答案，而是共同構成一個自由社會對自身風險的警醒圖譜。在國家與市場之間，我們不該尋求一個終極平衡，而應追問：當秩序開始失控，我們是否還有機制讓它退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