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雙重奴役：從哈耶克的市場烏托邦到當代資本帝國

 

自由的雙重奴役：從哈耶克的市場烏托邦到當代資本帝國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以極為犀利的語言指出了國家計劃經濟最終導向極權主義的邏輯。他強調個人自由需要市場作為承載，自發秩序是避免專斷的最佳途徑。這套理論深深影響了戰後的自由主義潮流，並構成了對社會主義烏托邦的有力反擊。

然而，哈耶克對自由市場的信仰，本身也構成了另一種烏托邦。他相信市場機制是一種自我修復的自然秩序，認為只要排除政治干預、確保競爭環境，個體的自由選擇便會匯聚成最有效率且最不具壓迫性的社會。這樣的想法忽視了權力如何在市場內部生成與運作，忽視了資本不只是交換媒介，更是一種制度化的統治形式。

卡爾·波蘭尼在《大轉型》中早已指出，自由市場本身並非自然秩序，而是透過國家力量與立法構建出的歷史產物。市場不是社會的自然延伸，而是「去社會化」的制度安排，將土地、勞動與貨幣這些本質上非商品的事物商品化。他稱之為「虛構商品」，認為這種制度安排勢必引發社會反撲。哈耶克所謂的「自發秩序」，實則是歷史與政治合力的產物。

傅柯則進一步揭示了現代自由主義中的治理邏輯。他在對新自由主義的研究中指出，市場並非只是資源配置機制，而是一種治理技術（governmentality），透過經濟理性內化個體行為，使人們在自我管理中接受特定的規範與價值。傅柯所揭示的，是自由如何成為統治的技術：當市場邏輯滲透教育、健康、心理與道德層面，自由就不再是抵抗壓迫的力量，而成了服從規範的機制。

與此同時，約翰·羅爾斯對自由主義提出了正義的再定義。他認為，自由與平等並非對立，而是需要制度性調和的原則。他在《正義論》中主張「差別原則」：社會與經濟的不平等只有在最不利者也能受益的情況下才正當。這與哈耶克對「形式平等」的強調形成對比，羅爾斯試圖建立的是一種可以兼容市場活力與基本公平的制度框架。

在當代資本主義語境下，市場不再是理想中的自發秩序，而是一個受制於極少數巨型資本的控制體系。科技平台壟斷了資訊與通道，金融機構操控資源與預期，壓迫的形式不再是國家的明示命令，而是演算法對欲望的導引與價格對選擇的操縱。市場已非中立交換場所，而成為一種去政治化的治理結構，在自由的名義下實施新的支配模式。

哈耶克的預警仍具啟發性——任何以整體名義實施的強制都可能導向奴役。然而，他未能預見的是，市場也能產生權力邏輯，並且不依靠警察與法令，而透過制度設計、媒體控制、心理激勵與社會預期塑造個體行動。這種權力是傅柯式的，內化而精細，帶著自由的面具實施規訓。

因此，今日我們面對的不是自由與奴役的二元對立，而是兩種奴役形式的競合：一種來自國家的意志壟斷，另一種來自資本的控制秩序。前者曾是20世紀的主題，後者則是21世紀的現實。我們若仍以哈耶克式的自由主義作為唯一解方，恐怕會陷入自由的幽靈中，誤將資本權力視為自然秩序。

真正的自由，或許並非在市場與國家之間作選擇，而是對兩者皆保持警惕的制度安排。它要求我們承認市場的功能性與資本的危險性，也要求我們從民主出發，重新設計可以制衡一切形式權力的社會架構。自由，不是一種自然狀態，而是一種政治技藝：不是放任，而是設限；不是去中心，而是多中心；不是撤退，而是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