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喚的交響曲：從列維納斯聆聽 Furtwängler 的《貝九》

 

召喚的交響曲：從列維納斯聆聽 Furtwängler 的《貝九》

「我所不能逃避的是他者的臉，而非音樂的形式。」
——以列維納斯的倫理之耳，聆聽 Furtwängler

《貝多芬第九交響曲》是一部人類歷史上少數能穿透時代、穿透意識形態、穿透語言的音樂作品。它以「歡樂頌」為名，但真正觸動我們的，往往不是那振奮的旋律，而是其中暗湧的震動、痛苦與渴望——尤其在 Wilhelm Furtwängler 的指揮下，那不再是一首音樂，而是一種回應：對人類苦難的承擔與對他者召喚的聆聽。

本文將嘗試從 Emmanuel Levinas 的倫理哲學出發，探討 Furtwängler 在其指揮中如何展現一種倫理性的聆聽與責任感，讓《貝九》不再只是藝術的高峰，而是一次深刻的人性呼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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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形式到責任：音樂何以回應他者？

對列維納斯而言，倫理並非建立在普遍規則或理性原則之上，而是在他者面前的震驚與責任之感。當我們面對「他者的面容」，我們已被召喚，已無法退回自我。

「面容即召喚，它在我面前揭示了我對他者的無限責任。」

若將這思維延伸到音樂世界，那麼：

• 音樂不再是作品的再現，不是表達「我」的情感；
• 而是召喚的承接——我聽見歷史的痛，我回應它；
• 指揮者，不是控制節奏的人，而是為他者發聲之人。

Furtwängler 正是這樣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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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Furtwängler 的倫理時間：不穩定與震顫的節奏

與 Karajan 的幾何美學不同，Furtwängler 的音樂有一種「被拉扯的時間感」：

• 某些段落忽然減速、延展，像語言在哽咽；
• 某些段落忽然爆發，彷彿壓抑已久的情緒終於決堤；
• 他拒絕固定節奏，拒絕穩定拍子，讓時間像呼吸一樣顫動。

這正是列維納斯所說的「倫理時間」：

一種非連續的、被召喚而中斷的時間，一種來自他者的打斷。

當 Furtwängler 拉長一個樂句，那不是為了表現技巧，而是因為他聽到了什麼——也許是一個民族的呻吟，一場戰爭的幽靈，一個無聲的他者在求援。

他用節奏聆聽，用音樂承擔，讓樂句成為他者之聲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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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哦，朋友們……」：不合時宜的倫理介入

在第四樂章的開頭，貝多芬讓低音男聲唱出：「哦，朋友們，讓我們不要再聽這些聲音……」這一句，Furtwängler處理得特別異樣——

• 不是朗誦式的高昂指引，而是如同從地底傳來的悲鳴；
• 他將這句話拉長，微微變形，使人誤以為是苦難在拒絕虛假的讚歌；
• 它成為一道倫理的否定式閾限，宣告音樂不能只是裝飾、不能只是形式，而必須是責任的承擔。

列維納斯說：「倫理的根源是說：你不可以殺我。」
Furtwängler 在這裡似乎在說：「你不可以假裝我們沒有受過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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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唱不是勝利，而是回應

在一般指揮家手中，《第九》的終章常被演成一場歡騰的凱旋大典。
但在 Furtwängler 手中，合唱並不輕盈、不輝煌，而是厚重、沉痛的。

他的「歡樂頌」：

• 是 人類向自己求證的懇求；
• 是 在毀滅中堅持說：我仍願相信我們是兄弟；
• 是一種 對「尚未來到的共同體」的呼喚與許諾。

列維納斯認為，「共同體」不是融合與整合，而是：在差異中仍選擇負責。
Furtwängler 的音樂不是團結的號角，而是裂縫中的手勢，是在無可挽回的歷史中對「尚未消逝的人性」的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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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揮者作為「背負者」

在納粹政權下仍堅持留在德國，Furtwängler 的選擇飽受爭議。但他不為政權演奏，他為人民、為苦難演奏。他曾說：

「我留下來，是因為我不能背叛我的人民。即使他們正在背叛人性。」

這與列維納斯的倫理主張相合——我們不能選擇是否被召喚，我們只能選擇是否承擔。

在這樣的背景下，《第九》成了他對人類歷史的倫理答覆：
不是辯解，不是美化，而是：我聽見了，我不能裝作沒聽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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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在樂聲中，回應呼喚

列維納斯寫哲學，是為了抗拒戰爭中人的「無臉化」；
Furtwängler指揮，是為了在廢墟中找回聲音的「臉」。

他的《貝九》不是紀念碑，而是一張寫滿裂痕的臉龐，一段無法被遺忘的呼聲。

當我們再次聆聽那第四樂章，
願我們也能像他一樣，
在音樂中聽見痛苦，並在痛苦中選擇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