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種主體的死亡：史金納與德里達之間的思想鏡像

 

兩種主體的死亡：史金納與德里達之間的思想鏡像

在20世紀知識譜系中，有兩場不同領域卻相互呼應的革命：一場來自行為科學的深層制約工程，一場則發生於語言與哲學的解構轉向。史金納與德里達，這兩位看似分屬不同語域的人物，卻分別從行為與語言兩端，共同推倒了主體的神壇。若說現代性以主體為中心，那麼他們的工作，正是宣告這中心的解體，只是他們指向的，是兩種不同形式的死亡。

一、行為的主體：史金納與自由的幻象

史金納的主體，從來不是一個自我啟動的存在。在他的行為主義系統中，沒有「我思」，只有「我被塑造」。在《行為的科學》裡，他不談意志，不談內在狀態，更不相信任何超出觀察與測量之外的「精神實體」。人，只是一個反應的集合，其行為頻率依賴於強化歷史與當下的環境配置。就像機械在刺激下啟動動作，人在制度與後果中選擇行為。

這樣的主體已死。那個相信自己有選擇、有內在動機、有價值判斷的主體，只是無知地誤認了制約的結果為自由的起源。史金納不是否定行動，而是否定行動背後有一個自由意志的源頭。他要做的，不是解放主體，而是以科學方法替代主體：人不需要選擇，只需要被適當塑造；不需要自由，只需要良好的制度安排。

這種對主體的排除，不是虛無主義的反叛，而是烏托邦式的規劃。他相信，只要我們掌握足夠的行為知識，便能建構一個無需懲罰、無需讚美的社會；在那裡，每一個人都在不知不覺中「正確地生活」，彷彿人類終於得救，而自由則可以作為一場歷史性誤解，被溫和而堅決地放下。

二、語言的主體：德里達與延異的流亡者

與史金納的實證操作相對，德里達走入語言的迷宮。他不剝奪主體的行為能力，而是質疑主體何以能夠說出「我」——那個說話者究竟來自何處？他的話語是否擁有源頭？他真的擁有他所說的意義嗎？

在德里達的世界裡，語言不是表達思想的工具，而是構成思想本身的場域。語言中的能指永遠無法抵達所指，它們只在彼此之間延遲與差異。這就是延異（différance）──意義的生成不在本源，而在彼此之間的縫隙。於是，「主體」這個看似穩固的自我認知，其實只是一種語言中浮現的效果，是結構的閃現，而非本質的存在。

這種主體的死亡不同於史金納的制度性處決，它更像是語言中的幽靈，在每一次發聲中都無法完全抵達自我。德里達並不建構一個取代主體的新秩序，他讓主體在差異中游離，在無法完滿的書寫與回聲中意識到自己的不可主宰。他不是剝奪自由，而是讓人看見自由從來不是擁有的，而是責任的召喚——不是「我選擇」，而是「我被迫選擇，在無法證明之中」。

這是一種反建構的倫理：拒絕封閉系統，也拒絕穩定意義。在這裡，「虛無」不是終結，而是無限的開始，是對責任的誠實敞開。

三、鏡像中的主體：制度之死與語言之死

史金納與德里達，雖從不同起點出發，卻最終指向同一目標：主體的非本質化與外部決定性。前者將主體交給制度與行為科技，後者則把主體拆解於語言的網絡之中。

但兩者的終點並不相同：

• 史金納用主體之死換來社會秩序的重生：他讓主體消失，是為了讓社會更理性地運作。
• 德里達則是在主體死亡的廢墟中，挖掘責任與他者的幽微呼喚：他讓主體崩解，是為了讓真正的倫理發生。

一個是控制的希望，一個是無控制的責任。一個通往有秩序的未來，另一個停留在無止境的延異中等待。

四、結語：主體的他生

主體的死亡不代表虛無，而是迫使我們去問：如果「我」不在了，那行動從何而來？責任為誰而設？倫理如何可能？

史金納與德里達的鏡像，或許正指出一種新的可能——一種在沒有主體中心的情況下，仍能生成行動、制度與責任的空間。這不是重建主體，而是走向「主體的他生」——在他者、語言、環境、歷史之中重新找到「我」的片刻臨在。

主體已死，但我們仍須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