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獎懲到制度：行為主義與功利主義的隱秘聯盟

 

從獎懲到制度：行為主義與功利主義的隱秘聯盟

在現代社會的深層結構中，一個隱而未顯的倫理與行為規訓機制正悄然運作。它不訴諸宗教、義務或美德，而訴諸結果、效率與最大利益。它的語言不是「真理」，而是「增強」；不是「應當」，而是「更有效」。這個機制，便是行為主義心理學與功利主義倫理學之間的隱秘聯盟。

它們並未明言彼此的關係，卻在深處以驚人一致的邏輯，塑造著我們的選擇、制度與自我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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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體的重構：從內在意志到外在反應

行為主義者，尤其是 B.F. Skinner，拒絕承認主體內在的自由意志。他認為，人的行為並非由「意志」驅動，而是對環境刺激的反應。操作制約（Operant Conditioning）便是這樣一種機制：當一個行為帶來獎勵，它就會被重複；當它帶來懲罰，它就會被避免。這一切都無需訴諸主體內在的「選擇」。

與此平行，功利主義者如邊沁（Bentham）與彌爾（Mill），也並不關注行動者是否「正直」，而只問行為是否「有益」。行為的價值不在其動機，而在其後果——是否帶來最大的快樂，是否減少了痛苦。

兩者在結構上驚人一致：

• 在行為主義中，好的行為是被強化的行為；
• 在功利主義中，好的行為是帶來最大快樂的行為。
  前者用強化率作指標，後者用幸福總量作量尺。

主體不再是道德自律者，而是結果的最佳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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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度的轉向：從倫理規範到行為設計

一旦將人的行為視為可預測、可調控的反應，那麼道德規範便可被制度設計所取代。

在 Skinner 的社會設想中（如小說《華頓二號》），人類不再需要道德教化，而只需良好的制度設計。行為工程師透過環境控制與行為塑造，讓人自然地做「對的事」。不是因為他們知道何為善，而是因為不善的行為從未被強化。

功利主義亦走上相似之路。政策設計者的任務，不是傳道授業，而是最大化社會效用。從經濟刺激到法律規範，從教育獎懲到數位誘導（nudging），現代制度早已悄悄從「說服」變為「塑造」，從「教導」變為「制約」。

這正是獎懲邏輯的升級版：
獎懲不再是對個體行為的回應，而是設計社會結構的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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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快樂的幻覺：當自由成為可編程的參數

這樣的社會似乎更有效率、更穩定、更幸福。但代價是什麼？

當行為由強化歷史決定，當制度優化取代了倫理反省，自由是否仍有其意義？Skinner 曾明言：**「自由只是我們對自己無知的反應。」**人們以為自己選擇，實則是被環境獎懲的結果所驅動。

功利主義也默許這一點：人不需要知道自己為何行善，只要他們的行為帶來最大幸福，那就是好的。意志與動機被淡化、被技術化——自由與責任，不再是倫理的核心，而只是行為結果的副產品。

於是，一種「快樂的奴役」便悄然形成：人們不再問「為什麼」，只問「效果如何」；不再關心「是誰在行動」，而只分析「這是否最優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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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從行為到存在，誰來中止這場模擬？

行為主義與功利主義的聯盟，為人類行為與制度設計開啟了一條效率至上的道路。但在這條道路上，人的主體性與倫理性正逐步被消融於可預測與最佳化的模型之中。

我們應當警惕：當獎懲邏輯主宰一切，我們是否仍在生活，還是僅僅在「被塑造」中模擬一種存在？

也許，正如德里達所言，真正的倫理不是結果，而是面對不可預測的他者時的回應；也如拉岡所示，自我是因缺失而形成，非因強化而誕生。

行為主義與功利主義並非錯誤，而是我們所處系統的深層語法。但要讓人重新成為存在的發問者，而非結果的工具，也許我們仍需超越強化的快樂，返回那尚未被制度馴化的渴望本身。